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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那些高门大族、豪强郡望、官宦世家之属，可以凭借与官府勾结的人脉和其他社会资源，来有效的转嫁这些层层摊牌的沉重负担，甚至还籍此从中牟利和自肥；或者干脆公然抗拒之。

由此在这个世道当中，也形成相对强有力的风险抵抗能力，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下层破产人澄，得以聚附在起名下以求庇护和安身。就像是一个滚雪球式的循环一般，往往会通过相互兼并和联合膨胀起来，最终取代崩坏的官府职能成为地方崛起的一支势力。

因此，如果没有流民蜂起的群盗之乱打破、搅乱这个局面的话，这些豪姓大族才是这个乱世当中可以坚持到最后，而安然迎接新旧政权更迭乃，至籍此投身到其中去的胜利者。

所以，这些贫寒士子所代表的潜在破产中下阶层，对于义军主导的土地制度变革的抵触相对要小得多；也完全有改变现状和自身境况，乃至迫切改变社会现实的天然动机和潜在；属于可以被争取和改造的潜在群体；

但是，他们也是充满动摇、妥协和分歧的软弱性群体；更加类似后世工业革命大发展之后所催生的那些小资阶层，乃至网络时代大小公知的原始版前身；

虽然身处社会中下层接触到的现实，深刻感受到进行变革和改造的必要性，然而又害怕相应流血和牺牲，更看不起那些比自己社会地位的农民起义者；却又妄想着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完成田园牧歌式的改良，或是不断自我欺骗式的，将所谓“不至于更坏”的现状给拼命维持下去。

往往除了痛定思痛之后一心求变，而毅然背叛自己阶级属性寻找的少数个人之外；其他大都依旧是被动随波逐流大殿牢骚的嘴炮党，或是干脆用各种爱好和行为艺术之类的接口，来逃避现实的懦弱者和犬儒主义者。

然后一次次在时代变革当中，被碾碎成为渣渣和养料。故而在理想的义军政权当中，也许可以作为锦上添花的助力，但不能当作基本盘和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来使用。

所以在叙用上就要相对的宽进严出了；至少同样的条件下要有限让位给那些，由太平军体系内自行培养起来的底层人员。而周淮安拨亢抽时间给他们他们讲座，就是为了揭穿这个贯穿在历史治乱兴衰当中的“真相”。

好让他们明白如今之世，真正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朝廷和氏族门阀）所在，以及又是什么原因和具体对象（官府和郡望豪强），什么样积重难返的体制现状（昏君与奸佞当道），阻挡和堵塞了他们这些寒门人士的上进之路和努力奋斗求取的机会。

当然了，这也是一个逆向淘汰和甄别选择的过程。因为，在课后他们也被要求根据自己境遇和经理，交出相应的心得体会来；再优选出其中比较具有进步意义的典型，作为例行的品评和现身说法的讲述素材，以获得相应的共鸣和认可。

那些守旧落后的，思想顽固不化的，心存侥幸投机动摇的，在一次次的品评和讲述当中，自然而然就会在许多细节上逐步显露出来，或者干脆就是为其他人所对照出来。

哪怕最后其中只有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可以留用，并且愿意沉下心去从基层做事的话；那对于义军的治下也是一种令人颇为振奋和鼓舞的榜样了；自古以来的读书人就不怕竞争激烈，就怕没有上进之路而已。

像是唐末的黄巢乃至清末的洪教主这般，王朝内部上空间和余地已经基本断绝，而把有心投奔体制的读书人都给逼到造反之路上的奇葩，基本也就在没有延续下去的可能性了。

“接下来还有明日，与城中商家会社的座谈会。。？”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虽然太平军已经镇压和清算了许多地方上的豪强、大户和缙绅、官宦之家；但是这主要还是针对那些拥有大片土地和田庄的传统剥削群体而言。

对于客观上有利于经济流通的外地行商和本地坐商，以及传统行会架构下各种地方民生和产业相关的手工业主，还是多少有所另眼看待和姑且相安无事的；

当然了，这要建立在太平军能够用强权手段有效遏制住，他们基于商人天生逐利的原始本能之下，贪得无厌而不择手段剥削到极致的基本下限所在；

也就是用长远利益上的这块大饼和暴力机器的威慑力，来拉拢分化其中积极的部分，而又抑制打击其他消极负面的部分。

所以也要借着这机会偶尔抛出一些内行人才能理解的干货，来震慑和敲打一下此辈，好让他们疑神疑鬼的不敢小觎太平政权。

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商人家的子弟后代，同样也有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和基本境况的动力和；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在发了财之后，都会想办法买地置业转变成地主，经营数代之后彻底洗白户籍当中五民之末的身份，才能参加科举来谋取进一步提神自己社会地位的仕途之路。

现在太平军政权做大之后，算是给此辈另外一个选择和机会。

而且相比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地主家庭，他们同样有一定受教育的基础，会识字和算账是最基本的，于土地上的利害关系和羁縻不大；所以也可以择优录用之下引进来一些，与那些传统色彩浓重的寒门士子形成某种竞争和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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