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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淮安重新踏上前往广府的道路时,心情还是颇有些复杂的感触;因为这一来一去之间,一晃眼见就已经是第二年的初春之际了;
而相比当初小猫两三只的亲随什么的,现在他身边追随的队伍也壮大了何止值数十倍。人人顶盔掼甲,背弩挎刀,而在牵挽的车辆或是代步的马匹上,还装着相应的盾牌、长矛、斧锤、棍枷等复数的装具,光是簇拥在他马车周旁枪杆上的大小旗帜至少有数十面。
只是,相比现在暖风熏人熏的令人有些懒洋洋犯困的天气,他更喜欢凉爽而干燥的岭南冬天。太阳晒出来青苗的淡淡清香与水田翻浆的土腥味,混杂在暖融融的空气当中。在这一路上最大的变化和触动,就是一种名为井然有序的氛围和环境。
通过前期的清洗和整顿,以及痛下杀手惩治了许多聚散为盗匪的野外游散之后;失去原本大多数上层存在的乡村地方,也不得不在新推举出来的领头人带领下,通过与附近城邑驻防义军的交涉与互动,初步建立起来一套钱粮征收和丁役派发、定期交易与汇报的基本秩序和等次。
尤其是在除了口粮等自足部分以外,大多数民生所需的相关事物,还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补充的外来物产等经济命脉,都通过义军把持和控制的交通要冲,变相掌握住了之后。所谓的串联和抱团对抗,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笑话,有本事你断绝一个月不吃盐,变成全身软趴趴的到处浮肿再来说这种话。
虽然这其中还是相当的粗放和简陋,也可以说是问题和漏洞依旧不少的;但哪怕是有瑕疵的秩序,也总比持续的混乱与无序,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当新一年的春耕和播种开始了之后,路边的水田和山坡上的梯田当中,各种劳作的身影也变得密集和频繁起来;虽然其中老弱妇孺的比例还是较大,但至少比起初来的时候那种,走上数十里不见多少人烟,各种稀稀拉拉和荒废的模样好上许多了;
而且他们多数已经不怎么避人了,面对大路上开过的队伍,他们最多就是抬头多望上几眼,就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活计忙碌当中去了。也只有一些实在靠大路比较近的存在,才会停下活计来恭恭敬敬的退到一边,直到目送这队伍的离开。
以周淮安的眼力,甚至看不到他们多少惊慌和局促的表情。按照如今义军治下的新次序,少了传统的胥吏和大户豪强加诸下来不断翻倍的层层盘剥,只要一次性缴纳大半数产出,剩下的部分依旧足够大多数人以较低的负担和而安然度日下去;
毕竟要知道,唐朝原本的一切税赋徭役体制,都是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上;租,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调,蚕桑之乡,课户每丁输绢二丈,麻三斤;庸,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遇闰年加二日,如不应役,则需折绢布以代役。看起来是没有多少,但是这只是初唐立国时的标准。
随着国家发展土地兼并日重,破产逃亡的人口越来越多,实际上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均田制早已经崩坏掉了;与此同时,各种各种逃避交税的“不课户”变得越来越多;而随着膨胀的官僚体系和军队规模,是国家从各方面支取的用度是越来越繁重;而这些需求都集中追加在了各地官府账面上,变得越来越少的赋税户口之上。于是,除了各种正赋之外各种繁杂的捐税名目也就应运而生了。
(免课户口的标准是:九品以上官员,二十岁以下的男子,老、废、妻妾,部曲奴婢亦可,还有就是僧、道之流也享受免课待遇。所以就自然而然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不交税,也不计算在正式户口里的特殊群体,。)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百姓苦不堪言,乃至相对富熟的江南地区,也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
于是。随着国家财计的日益拮据,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进行改革。既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主要内容就是“量入为出”,既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的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废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但丁额钱(人头税)不废;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
虽然后世对两税法“制定预算”“九等分配”“按户纳税”的先进意义和理念,多有赞同和褒奖;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因为严重触犯了富有阶层的利益,仅仅实行了三十多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以钱为额”的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以回避物价波动的折色和缩水。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青苗费”等等。还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以为业绩。
号称免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的“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但是根据两税法而制定和分派下来的定额税赋,却是只多不少而与日俱增的结果。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再加上中晚唐藩镇割据林立而征乱不止的缘故,朝廷只能将天下收取来的财赋分为三份,一曰上供(朝廷),二曰供军(镇),三曰留州;然而为了支取到足够的用度,这三方都毫无例外的对于赋税进行了层层加码和增扩;而作为基层经手的地方豪强大户和胥吏们,同样也要在其中牟利和自肥。
如此层层分摊加码下来,实际上把农民手中辛苦劳作的一切都夺走尚且不足,还要逼他们卖儿卖女来补足;于是真要彻底执行到到了地方根本不用什么灾荒之年,就是各种水深火热而竞相逃亡的恶性循环了。而且,等到负担最重的底层贫户平民都逃亡的差不多,就轮到了六等以上的殷实户倒霉了;等到六等?的殷实户也相继破产的七七八八,那些缺乏足够靠山和背景的中小地主,也就不得不要破家来全力供应了;
等到这些与寒门士子的家庭,也开始走投无路的加入到天下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大潮当中去,而导致发生从量变到着质的蜕变之后,这才意味着一个王朝的丧钟就此真正的敲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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