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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秋天。

王朝酒店2000年秋天的悉尼演唱会，是我主导的中国红河民族交响乐团的首次商演，能否成功，其实我心中也没有底，也感到很大的压力。1984年我大学毕业后，考上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由国家公派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和慱士学位。可以说:如果不是云南，准确地说如果不是边城迤萨，那读研究生和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的机会都不会轮到我。那年从云南回到北京后，我就以云南红河县阿扎乡哈尼族多声部唱法为论文主题，写岀了论文《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方向〈兼论云南红河哈尼族多声部唱法的世界价值〉》。我否定了人们普遍认为的只有欧洲才有多声部音乐艺术的观点，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民族音乐是感性的、单一的、单线条的。而欧洲音乐是理性的、逻辑的、复合性的、是经历过西方工业革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从而否定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民族音乐虚无论，音乐艺术在欧美的观点。我也因此被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学术权威讥嘲为狂妄之徒。我承认我的狂妄，同时也承认中国音乐史就是一部被割裂撕烂了的历史，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学艺术是不可能游离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在历史的沿革中，中国音乐不断地被革命的暴力打断乃至消解，很多艺术形式在漫长的岁月中，于时间中腐烂、流失、以至消亡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就我们中国而言，也存在着地理的差异性、文化的差异性。就是这种差异性，让云南红河阿扎乡哈尼族多声部唱法这种艺术形式留存了下来。因此，我始终认为阿扎乡就音乐艺术而言，不仅是中国的阿扎乡，而且还是世界的阿扎乡。因此，我的结论是欧洲有的艺术，我们有，欧洲没有的艺术我们也有，并且是从来都有。如果谁否定了这点，就是对中国千年文明史的质疑。

当年我的狂妄，也缘于对一些人的心理上的反感，开口就是肖邦、舒伯特、还有什么柴可夫斯基，这些大师当然好，可阿扎乡土地上的人，人人都是歌者，人人都是舞者，他们在大地上舞蹈，难道就不能是大师吗？当然，我得感恩于我的早已不在人间的老校长，是他把我的论文送给了一位据说是什么首长，首长批示说我是一个有民族大义的好学生，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未来，也由此而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这个被视为乱说乱讲的学生被派到了英国。（此处要与后面自圆其说）回国后，我一直在国家交响乐团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我离开国家交响乐团有太多的原因，但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让红河阿扎乡这样的中国民族音乐让世界知道，让这个时代知道。

阿索对我说：“黄，黃老师，不要有什么压力，赚钱不赚钱无所谓，就当我们去悉尼耍一把。”

阿索早就不是什么文联办主任，子承父业接手了父亲在东南亚国家的产业，名为奕车（跨国）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名下的产业有玉石、矿产、木材、房地产、酒店等，拥有缅北最大的玉石基地，拥有老挝的黄金开采权和木材开采权，在国内也有不少的产业，是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商人之一。因此，就财产归属而言，中国红河民族交响乐团的所有者是阿索，我这个团长只是主事者而己。

我对阿索说：“我不能无所谓，我一辈子晃去晃来就是想干成这件事情，让世界听到中国人，阿扎乡的人，唱出的最动人的声音。”

阿索说：“这，这我知道，我们奕车人从小就唱歌，唱给天空听，唱给大地听，唱给布谷鸟听，我们是用心唱，秋天丰收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灵天空大地布谷鸟听懂了我们的心愿，所以才有了丰收。就事论事，我相信黄老师你，但不想你有压力，我亏得起。有钱当然重要，但还得有尊严。”阿索的汉话还是结结巴巴的。

我和阿索都回避不谈阿玥的事。

阿索轻描淡写的说：“这么多年还一个人过吗？还是应该有个伴才行”。

我说：“习惯了。”

我和阿索的偶遇还是在悉尼歌剧院。

那是1995年的冬天，我在悉尼参加一个活动，友人约我到悉尼歌剧院观看乌克兰歌舞团表演的歌剧，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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