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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尔爵士的船队，一路上顺风顺水，于一周前抵达莱顿港，当天码头上人山人海，几乎都是在“自由之子协会”动员下赶来抗议的民众。

面对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福格尔爵士表现出了加倍的傲慢，拒绝与民众对话，命令全副武装的私人卫队驱散抗议者，险些酿成流血冲突。

到任的第二天，福格尔爵士宣布解散莱顿城议会，独揽大权，任命自己从帝国本土带来的亲信担任“土地测量员”和“征税专员”，决意强行征收土地税，进一步激化了殖民地各阶层对他的反感。

在“自由之子”的组织下，亚尔夫海姆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税运动”，声势之浩大，社会各界参与之广泛，堪与当初远东地区爆发的那场抗税运动相比。

亚尔夫海姆的文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也纷纷通过报刊和小册子对这场抗税运动发表见解，大多站在支持抗税者的一方，严厉抨击帝国政府施加于殖民地人民身上的负担与暴政。

在所有这些政论当中，最出彩的一篇文章出自莱顿学院现任校长亚历山大·杰斐逊之手。

在这本题为的小册子中，杰斐逊先生创造性地提出“自由移居论”，为抗税运动奠定了理论依据。

“从旧世界迁居新大陆的移民，绝大多数是自费前来，既没有得到母国皇室的财物支持，也没有借助母国官方的军事力量，全凭自己的辛勤努力在新大陆白手起家，开疆拓土，事实上已经与相隔重洋的母国彻底划清界限。”

根据以上这些事实，杰斐逊先生得出一个更为激进的推论：

“殖民地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从属于母国政府，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只应存在一种关系，亦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等外交关系，帝国政府当然无权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向自由的殖民者征税！”

……

除了“自由移居论”，杰斐逊在中，还提出了两条激进到近乎大逆不道的论断。

第一条是杰斐逊对神圣亚珊帝国当代君主查理四世皇帝，对自古传承至今的“君主制”政体流露出的轻蔑态度。

在新大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由来已久，殖民者从未停止过对宗主国的抱怨。

在所有这些怨言当中，也包括那些主张殖民地独立的“激进派”言论，批评的焦点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采取的错误政策，比如摊派各种苛捐杂税，比如阻止殖民者向西扩张，抢夺阿萨族人的土地，继而抨击制定这些政策的内阁官僚昏聩无能。

由此不难看出，多数殖民者倾向于认为：皇帝陛下是圣明的，都怪邪恶的大臣蒙蔽了圣听！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每当殖民者自认为受到母国当局不公正的对待，往往在本地议会的支持下，撰写一份“请愿书”，设法呈交皇帝陛下，恳请仁慈贤明的皇帝陛下替殖民地臣民主持公道，撤销不公的政令，惩罚手下那些野蛮的贵族和昏庸的大臣。

直到杰斐逊发表，第一次撕下这层自欺欺人的面纱，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是伙同官僚侵害殖民地人民权利的共犯”！

杰斐逊在这本小册子里，严厉斥责帝国君主查理四世对殖民地人民的漠视，并且列出皇帝本人犯下的如下罪状：

“拒绝倾听权益受到侵害的人们的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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