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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酒店的路上,他们又买了一个冰淇凌,简成蹊又加了两个马卡龙,跟高新野一人一个,边吃边沿着河岸走。
那旁边有很多本地餐厅和酒吧,简成蹊看着那五光十色的招牌,特别跃跃欲试。他长这么大都还没去过酒吧,但另一方面,他的发情期又确实近了。
“有我在。”高新野搂过他的肩,是让他别太担心,“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于是他们就挑了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酒吧。四月的春风微醺,很多人都喜欢坐在外头欣赏街头的华灯初上,所以当他们上了二楼,那里除了一张坐满人的大桌,并没有其他食客。他们站在楼梯上看了看,原本想坐回一楼的,那一桌里突然有个声音叫住了简成蹊。
简成蹊没回头,有些紧张地看着高新野,像是等他指示自己应不应该给出回应。高新野就摸了摸他的头发,跟他说,不是别人。
是费多尔。
他们其实谁都想不到会在巴黎遇到费多尔。但作为享誉世界并且还活着的文豪,他在巴黎的高校做特聘教授,参加各种沙龙讨论会,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他刚看到楼梯有人影,只是觉得眼熟,脱口而出那个名字后也没抱希望,是知道那个年轻人肯定出不了国。
他也没想到那会真的是简成蹊,但再看看他身边陪着的Alpha,一切又都可以解释。因为费多尔的询问,那一桌其他人的目光也都投到他们身上,这其中也有亚国面孔,热情地冲他们打招呼,用中文问他们要不要加入。他们就坐到了费多尔旁边,别人问费多尔简成蹊是谁,费多尔笑,只是说简成蹊是他的学生。
“也在x大读书吗,没见过你啊?”问简成蹊的是另一个人,要和他握手。简成蹊就也把手伸过去,但不知道怎么回,费多尔帮他解围,说他是在拉国的学校上学。
“那我们到时候去了东欧,来找你玩啊!”那人刚说完,旁边有个alpha用胳膊肘撞他,说玩什么玩,没看见他身边还有alpha嘛,哪里轮得到你啊。
他说得大声,也不藏着掖着,在座听得懂中文的就都跟着笑,简成蹊和高新野就这么融入进去了。那应该是个课后的小型讨论会,除了费多尔和两个老师,其他都是亚合众国来的留学生,所以除了通用语和法语,他们也时常会讲中文。
他们也什么都聊,从文化到艺术到历史,气氛非常活跃,他们拍桌板的时候简成蹊也会会心一笑,并不是敷衍,而是真的也通读过那些书,赏析过那些剧目,有过只属于自己的从源泉里涌出来的感悟,所以他说的一些话也并不突兀,那些学生听了,也会若有所思地点头。他们其实也想怂恿高新野说说话,但他气场太生人勿进了,在场的其他alpha都不敢跟他搭话,就都只当他是来陪简成蹊的。
高新野对自己被忽视没有丝毫的不满,这似乎也正是他想要的,简成蹊在他耳边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他也会很直白地说,没有。
“我只会拿枪。”他看着自己放在桌下的手,跟简成蹊说,他只是一介武夫。
他所受的是同这些学生、同简成蹊相比截然不同的教育。他们原本就来自两个世界,像两道平行线,他现在要不是坐着还是站着,远远地站着,他看着简成蹊能和那些人谈笑有鸿儒,被那些人喜欢和欣赏,他摸着自己指腹的薄茧,想想那上面沾染过的血,他怎么敢上前。
怎么敢亲口告诉他,文兴堂那一夜的默默注视,是我漫长又说不出口的一见钟情。
那是简成蹊第一次,从高新野眼里看到类似自卑和逃避的情绪,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雷厉风行的高新野踌躇犹豫了那么久才出现,哪怕到现在,他心底里可能还在想,简成蹊会遇到比他更合适的Alpha,可以跟他一起在这样的场合里游刃有余,可以做他在更契合的灵魂伴侣。
简成蹊说不可能,高新野有些较真,说,万一有呢。
“不会有了,”简成蹊说,“我攒了那么久的运气,吃了那么多苦都舍不得用,全都用来遇到你了。”
“所以不会有了,就算有,他也不是小野啊,小野只有一个啊,”他在高新野耳边悄悄地说,“我也要陪小野很久很久。”
他们相视而笑,余光也看到靠近楼梯的那一桌坐着两个人,一直往他们这边看,其中一个梳着一九分的发型,抬头纹明显,鼻子下面留着非常精神的小胡须,另一个带着黑框眼镜,眼睛被镜片挡住看不出丝毫的情绪。那两人肯定能听到他们都在谈论着什么,这时候话题也不在仅仅是关于文学,而是掺杂了其他的个人观点。有些话真的只有学生才会说的,他们又都喝过酒,那声音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响亮。其中一个说,不是创作者一定要使用隐喻,也不是拿笔的人天生逆骨好做异端,而是现状和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干涉逼得人去做映射。他还恭恭敬敬指着自己的导师费多尔,说一个只有亚合众国一个市大小的国家都能出一个新世纪文学奖,为什么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人口,为什么我们的当代文学没有迎来应该有的繁荣。
有人也觉得悲哀,但是是从另一个角度。他给在座的各位看遍布国内机场的宣传广告牌,上面写着“不忘来路,代马依风”,右下角是何博衍的半身照。现在如果在亚合众国的内网里搜索“代马依风”,绝大多数注释都会告诉你,何司令官在某次大会上对这个成语倾注了新的灵魂,他号召海外留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不管身在何处都要心向亚合众国。
“他们都已经开始重新定义词语了。”有人说,“那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那不是定义,”有人真的喝醉了,说,“那是侮辱。”
他们越聊越热烈,话题也越来越尖锐,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论调都出来了,简成蹊不安地看向那个坐在楼梯口的小胡子。这让他仿佛回到了几年前的讨论小组,只不过现在他们在巴黎,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不用担心会有秘密警察突然闯入,他们在这个小酒吧的二楼享有在故土的阳光下更多的自由。
“你们还记得刘学长吗?刘家安!”有人忿忿道,“我听国内的朋友说,他前段时间给杂志社和媒体都发了篇文章,虽然不是他写的,但也被关进去了。”
简成蹊看向高新野,高新野应该是早就知道,但他连一句口舌都不想耗费在那人身上,只是动了动口型,说,他活该。
可刘家安在那些学生里的形象显然是非常正面的,所以对于他的入狱,大家全都义愤填膺,觉得那样一个压抑的地方号召他们代马依风,是当他们眼瞎到是非不分,看不见围墙内的水深火热吗。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说,一个刘家安进去了,沉默中会有千千万万个刘家安继续用笔批判和抨击。
简成蹊是真的听不得那个名字,如坐针毡到杯子都拿不稳,也磕碰地弄出了声响。那些年轻人就顺着声音询问地把目光投向他,简成蹊被看得很不舒服,但还是问:“那你们是不准备回国了吗?”
他还真把他们问住了,因为谁都不能坚决地说出“不”,他们如果不是对那片土地爱得深沉,也不会聚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你们很愤怒,”简成蹊继续说,“就像面对一个强大又专制的父亲,你们是暂时反抗不了的孩子,所以很愤怒,也会冲动,甚至有些小动作。但是,反抗父权不一定就要弑父。弑父是解决家庭矛盾的方式里最坏、最极端、最不可取、也是所有人最不愿意见到的一种,而且这种方式反而会后患无穷,因为你也不知道继父会如何待你,他毕竟不是你生父,你们之间没有纽带和羁绊。”
“难道我们要窝囊得一直忍?”有人问。
“不是忍,是沟通。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通过反抗和叛逆来引起你的注意力,表达自己的不满,你肯定不会坐视不理,因为不管矛盾有多激烈,那毕竟是一个家。”
“家,”他说,“而且在一个家庭里,比起‘反抗谁’,‘我是谁’不也很重要吗?”简成蹊看了看费多尔,有些忐忑,但还是没有退缩地说道:“就算有千千万万个人写‘反抗谁’,总要有一人来写‘我是谁’。我要吃,要穿,要守着故土又想念远方,要向前走又努力跟过去和解,要死又想活。是,这些格局是很小,只关乎‘我’,但是如果,如果一个人连内在的冲突都化解不了,他又如何更彻底地去解决外部矛盾?如果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又怎么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又该怎么确认,自己没有因为愤怒失去理智和基本的判断能力。”
酒吧的二楼一片寂静,直到简成蹊继续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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