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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女不相怜就是敌
墙壁满是淡淡牵藤花纹的小客厅，里面整洁地摆放着咖啡色布艺沙发、玻璃茶几、原木饭桌、电视柜，全是房东留下的。仿制的凡·高的《星夜》悬挂在收纳柜的上方，陶质水罐里正盛放着娇艳的水仙，龙胆花开出了绚丽的紫色花蕾，日本歌姬木偶摆在隔断酒柜格子里。这是我在上海读博时与陈佩琪合租的房子。##YQZW5#.C O M#言情#中文网
客厅以北是厨房、洗手间，以南是两间卧室。我住的小房间里挤满了小木床、独门衣橱、简易书架以及我的蓝花布收藏。窗台上种有两盆茶梅，春天一到就会开出绛红色碗口大的花朵。透过茂盛的枝丫能窥见陈佩琪的阳台上，一个男人正伏在铁艺栏杆上，对着黎明前的幽暗夜空长久沉默，他的侧脸线条俊美得让人醉心。
我和陆竞城的故事就由此开始。
认识他，缘于从阳台传来的时起时伏的男声。起初，我对那个声音饶有兴致，觉得好听，就像灵璧石敲出的悦耳音符，深沉，温情，总是携带了过多的叹息。也不知是怎样的男子才会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
当这个男声反复出现第五次时，我愤愤不平。陈佩琪太过分了，她竟然在房中私藏男人。我们可是签了《住宿律法》的，上面明明规定不能私自带外人回来过夜，倘若长住，必须是本人的直系亲属，并且要告知另一个合租人，以方便重新划分当月的公共费用。可从这个月初至今，我夜夜听到她的卧室传来男人的声音，却始终未收到她的半点解释。
在上海，与陌生人合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当初道听途说，未觉有何不妥，上海自来就有文人住亭子间的传说。亲身体验后才恍悟，这合租真是比到海外产子还麻烦，何况对方是陈佩琪这种吝啬鬼。我日渐有了周本斋在《文人与穷》里说的，想写牢骚文学的欲望。
步入这套公寓之初，陈佩琪就要求签订《住宿律法》。她说这是为大家好。征求林泽兰的意见，她也站在陈佩琪这边，还安慰我说：“越是熟人就越要定规矩，免得今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我才不会和陈佩琪产生友情，只能将她的作态藐视成“上海特色”。
实在想不通，林泽兰是如何与这样的女人成为朋友，还相安无事地同居了那么久。
林泽兰是我的学姐，博导的得意门徒，她一毕业就去英国。我在导师的家庭聚会上认识她，因她与几个男人讨论当下中国的性工作者现象，我就以《布鲁纳瑟非斯丁》里巴西第一名妓飞上枝头的剧情来说事。她也对这部巴西电影很赞，于是就与我火热地聊起电影来。后来，熟悉后，我们交流得更多的是生活上的琐碎，她对我言传身教不少在上海生活的技巧，包括如何换乘地铁更省钱、什么地方购买什么东西更划算等等。
我是格外需要这样的指导的。上海太大，太过拥挤繁盛了。上海因鸦片战争强迫开埠后，这一百多年来就像发酵的面包，开始有了一场花事陨落前的荼，其中塞满了密不透风的规则和天罗地网般的陷阱，初到之人若无人指点，随时都有一脚踩空之险。
况且，我一直是被母亲锁在首饰盒里的希望，她恨不得将我当钻石咽进腹中，用生命去保护，也不愿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丝毫磨损。
一个恐惧年老色衰的女人，将女儿当成了今生最宝贵的财富，她是错的，但我纵容她。父亲离世那年，我二十一岁，依旧是住在家里的孩子。就在那一年，深受丧夫之痛的母亲突然对我强加了很多的寄望，并加倍呵护我。就这样，我在母亲的注视下，逆来顺受地考学位，工作，恋爱，失恋……转眼快二十九岁了，我仍旧还在她的庇护里消耗年华，极为缺乏生活技能，对世事的了解多源于无依据的想象。
不离家的孩子，永远都不会长大。母亲的爱护成了一种禁锢，我越大，就越想逃。自从罗涛咏背弃我娶了别人后，我就努力考博，目的就是想离开母亲和家。认定唯有读博这个理由，才能让母亲哑口无言地放我远行。
刚到上海时，我还乖乖地听母亲的话，选择住校。有一天，在导师的办公室门外，林泽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叫我等一等。然后我们俩同行，走出大厦，一如往常地说着生活上的琐事。林泽兰说英国的签证已办妥，这些天都在处理上海这边的事。我刚友好地给出祝贺，她就心直口快地问我是否有在外面租房的打算，她住的房间还剩半年的租金。“我不想转给信不过的人，以免合租人不高兴，”林泽兰说，“毕竟我和她是朋友。”见我犹豫不决，她又急着补充，“如果是你住，不收中介费，租金续我的价位，每月打到我的账户也行。”
我顾虑的不是金钱，而是不知如何说服母亲。她可是再三叮嘱，只许住校舍。
在林泽兰的极力推荐之下，我决定实地考察那间小屋。公寓坐落于浦东一座不算新的小区里，屋里家具完整干净，充满生活气息。林泽兰说，住隔壁的陈佩琪就在陆家嘴上班，从这里坐地铁上班十分便利。
是“上班”两字打动了我，在校园里生活那么多年，真的很渴望感受一下真正的职场。想起罗涛咏说我：“你们这些一直在学校里混的，就像是春卷里的肉馅儿，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哪里体会得到外面的煎炸烹炒？”这种话听起来不像是羡慕嫉妒，而是嘲讽讥笑。
最终，我还是违反了母亲的条规，签下了这间小屋，打算半工半读。从十七岁读本科、考研，再加上大学任教的两年时间，我的校舍生活长达十年，而今有更好的选择，就恨不得换个口味刺激味蕾。
搬家那天，陈佩琪没在。林泽兰提议先通过电话打声招呼。我照办了。陈佩琪在一家港资公司当主管，岁数要比我小两岁，温州人，在上海读本科后就出去工作了。电话里，她说话语速轻快，用词简明扼要，雷厉风行的感觉很快就与你拉开感情距离。我们的对话还算愉快。我觉得声音这么甜美的女人应该是心慈面善的。她说正在香港培训，过几天才回来。
陈佩琪显得很忙，生活丰富多彩，是我完全不了解的那一类。
入住后的第三天中午，客厅的房门有人用钥匙开启。我披了件外套推开卧室门，看到一个身穿T恤、牛仔裤的瘦弱女孩正在门口换鞋，身边立着一只小号拉杆箱。发现我时，她直起腰，微笑着说：“是刘舒？你好。”
“你好，佩琪。”我站在原地，有些局促，看她浑身无力似的将行李箱拖进卧室。
陈佩琪的长相完全不是我曾想象的。她娇小干瘦，眼圈发乌，嘴唇干燥，披一头精美柔顺的栗色微卷长发，秀气的五官里若隐若现一种樱花草的清丽感，那似乎是她的本质，但已被某种刻板的神情和傲慢磨损得所剩无几。
十分钟后她再从卧室里出来，已换上了白衬衫，黑窄裙，脚下一双细矮小跟皮鞋，佩戴名贵的手表和铂金首饰，手挎奢侈品牌新款皮包。她又要去上班，精美妆容并不能掩盖旅行的劳累，整张脸暗淡无华，唯独声音神采奕奕。“今天晚上你有空吧，”她说，“下班我早点回来，和你把一些东西给交接了。”
我有些不明白，难道林泽兰还落下什么东西没交接？她走后，“交接”一词在我的思维模式中被无限扩大，衍射出无数种含义和可能性，由起初的忧虑，渐渐变成了某种好事降临之前的期待，以为她会交给我什么新奇的好东西。
陈佩琪所谓的“早点回来”还是拖到子夜时段。在此之前，我已不自觉地睡过一觉，然后打着哈欠卧在沙发上阅读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感觉自己又要进入梦境了，才传来她用钥匙开门的声响。
这时的陈佩琪和白天看到的不同。她换了浓艳的妆面，身穿无袖一字领暗紫色蕾丝裙，头发松松垮垮地绾起，佩戴亮得刺眼的铂金耳坠。她在门口换鞋，左手扶住门槛，一朵玫瑰绢花装饰的指环卡在无名指上，实在抓人眼球。屋子里很快就被香水和酒精混合的气味填满。
“回来啦？”我拘束地坐起来，忍不住打哈欠。我早已被母亲调教出十点钟入睡的习惯，此刻，只感到那些定时在生物钟里的疲倦感，随时都要把脑细胞堵死。
陈佩琪看上去可是活力不减，虽然脸上已泛出病态的憔悴，皮肤干皱，眼袋臃肿。她优雅地坐到我身边，从手袋里拿出一沓打印稿递过来。“没异议就在上面签字，然后执行。”她说，“这是我与泽兰之前订的那份。”
我接过一看，是一份《住宿律法》，开头非常庄严而开诚布公地写道：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合租时常见的问题，结合房东的要求，经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
这是一份格式规范，条款严谨，用词精准，毫无漏洞可钻的协议书。不难看出，她对这种事情操办得多么娴熟老道。
“你和她还签过这个？”我难以置信。也不知是谁先提出的，她们不是好朋友吗？竟然还拿协议来划清责任界限，连半点信任和包容都没有。
“大家的意思。”陈佩琪眯着眼睛说。
“我不明白。”我说什么也无法接受。
陈佩琪说：“我一向不喜欢与别人拎不清，还有就是我有洁癖。”
洁癖从她口中说出，好似一个褒义词，与高贵同义。
陈佩琪没洗漱，直接进卧室睡觉，她实在困极了。
进去一小会儿，她又开门出来对我说：“每间屋子里都有电表，客厅里的电费要平摊，水费也是这样。”然后瞟了一眼天花板上的电灯。
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起身去关灯，摸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心里有种莫名的恨意。
这个魅力无敌的女孩，竟然能为一分两分钱的利益与我计算得这么清楚。假如我签了这份协议，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我不会与她交朋友，最多是认识而已。
整整一天的时间，我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其余时间都用于研究那份长达十六页的协议书。《住宿律法》总共四百九十六条，内容包含公共物资的保护、维修、添置，这部分内容对生活的可能性提出了很多我意想不到的假设。如：水龙头坏了该怎么处置，产生的成本如何合理分担，由谁来主持这场维修，如何评定最终责任人，非责任人该履行哪些义务，等等。
公共资源的分配办法也有详细的时间规定，比如厨房的开放时间，晚上洗澡时段的规划，客厅的使用规则，电视机的开放时间，空调的使用时间，朋友的访客时间……并规定非直系亲属不能留宿，若是有人住宿，需提前向对方打招呼，并双方协商做好当月的资源费用分配修改。费用的分摊办法无比详细，水电费和物业费就不用说了，还有我想都没想过的壁钩、毛刷、蟑螂药、卫生丸的费用分摊。公共卫生的责任制度更是让人大开眼界，其详细标准胜过国家法规。从卫生标准、卫生职责、清扫时间，到所需的洗涤剂品牌，各种节日、时段、突发事件处理，如打翻一碗汤，呕吐、咳嗽、吐痰、感冒期间或流行疾病的卫生标准等，都一项不落地包括在内。
读完这些规定，我感到浑身酸痛，好像刚爬过雪山草地。我忍无可忍地做出这样的评价：“这简直是撒旦制定的，一本完美、无懈可击的地狱法典。”
我无法接受，在这样严格的规章制度下生活，比关在铁笼里的动物还没自由。可是，想要立刻退出，看似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与林泽兰也是签订协议的，三个月的租金已打进她的账户里，现在她应该到英国了，正用那笔钱去兑换英镑。
可是我也不愿就此忍受，将日子过成一寸寸的极刑。
挣扎了很久，想了无数的办法，最终我认定，解决之道应该在陈佩琪身上。
拨通她的电话，一串声音甜美、声调高昂的问候传来：“您好，我是佩琪！有什么事请说。”然后就是一阵警惕的寂静。她在等待对方说话，以便不失礼节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我战战兢兢，“你好佩琪，我是刘舒，”语气偷偷摸摸，“我有一些问题，是……”我深呼吸，然后才说：“协议上有些质疑，我还需请教你。”
“哦，没关系，”她轻快地答，“只是今晚不行，明天吧，你把问题都标出来，修改办法也一同记在纸上，我们尽可能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解决这件事。”
“半个小时？”我茫然地瞥了一眼那份协议，繁密如星的文字，庞大如宙的数目，原来她这么讲究效率。
这个世界有多如牛毛的潜规则，我清楚。只要自然界的某一种物质出现偶数以上，就会产生规则，用于彼此和平共处。而这时的我，非常悲观，发现自己正站在锥形舞台的塔尖，前后左右寸步难移，比B-612号小行星的小王子还拘束。而那个势必要与我共处的同类，大家都是黄种人兼女性，竟然罗列出这么多的规则，并且还占据上风地手握执行官的女王权杖。
没办法，我只能听她摆布，像士气全无的战败国，乖乖地在《住宿律法》上做修改笔记。
陈佩琪如期出现。那天傍晚，她回到公寓时已七点半，一身工作装，还没吃饭。刚坐下，就把笔、纸从文件袋里抽出来，快速进入谈判状态，好像有什么事正急着要走。
“开始吧，”她说，“一条条地对。”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腕表。
我紧张起来，清了一下嗓子。平生初次面对这种事，主要对方不是敌人，而是我朋友的朋友——原以为我和她也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见我一直低头看手中的笔记，久久无言，陈佩琪抢先说话：“我们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从头过一遍吧，首先是前言，你有什么异议吗？”我摇头，表示无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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