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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得知消息太晚了，技校只剩电工专业没招满，像美容美发和烹饪之类早就挤爆了，不得不加开了三个班。电工就电工吧，我爸早年的战友在本地某区电力局坐办公室，他答应等我毕业再想想办法，所以从十六岁起，我就以拿一张变配电工的上岗证为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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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整个初中都是混的，理科很差，学电工很吃力，加上学校在郊外，得住读，一星期才能和谢繁星见上一次面。但每次见面都有橙汁喝，有笑话听，有暖洋洋的怀抱，我挺高兴。

那几年经济大发展，城市陆续开了好几家娱乐城，对练歌房的冲击很大。谢繁星和朋友们的生意日益萧条，他们将铺面改成书吧，无济于事，又换成小吃店，仍然不景气，只好关张，转租给别人。

有人撤了资，另找他人搭伙；也有人拿了为数不多的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南下，发誓要混得人模狗样再回来。我和谢繁星在深夜的烧烤摊为他饯行，喝的是冰冻啤酒，却逼出了男孩子们的热泪，只有谢繁星没哭，他只是把头偏向一边，在渐渐涌起的风里，不为人知地叹一口气。

许久后，在深圳一家海鲜酒楼里，我和谢繁星的朋友不期而遇。年少时，我们都叫他洋子，他叫我嫂子，但重逢时，我并没有和这位被人称为刘老板的商人相认，端着酒换了个座位，避开他那桌的视线。所有曾经和谢繁星有关的人和事，我都不想再看到。

这年我三十二岁了，身边所有人都喊我连姐，没人喊我嫂子，即便总有人传我和老陈有些首尾。空手出来打天下的女人，难免会听到点风言风语，但我和老陈倒也算不得是那回事，反倒和明仔更亲些。

我离开故乡，是在二十四岁的本命年。只有技校文凭，外加一张初级电工证，谋生好艰难，卖过保险，当过按摩技工，仗着从前练歌时学会的广东话，下班后在蛋糕店做兼职和明仔就是在那时认得的，他是隔壁桂林米粉店的外送小弟，跟我算是患难之交。

明仔总喊我阿姐，我也由得他这么喊，虽然细算起来，他比我还大半岁，但T恤板鞋一穿，照样像个后生仔。要说他也不太像谢繁星的，但总忍不住想起来。

我陆续换了几份工，但跟明仔的交情没变过，他是潮汕人，在深圳有他的兄弟圈子，但凡有人来闹事，他总第一时间带人杀到，处理得也利索。要不是有他帮衬，老陈也不会太痛快就把客家菜馆交给我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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