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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红十字会的规定，同一个捐赠人的不同器官，在使用过程中的监督责任人从始至终都指定专人，不会变动，一来可以减少出错机率，专人负责毕竟更了解具体情况，二来有问题及时沟通，不会来来回回被踢皮球。

可用于移植的时间太宝贵了，一分一秒都浪费不起，绝不能被耽误在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中。

郑亦樾便是这位捐献者的协调员，当初这颗宝贵的肾脏被分配给乔沐使用，还是郑亦樾争取来的。

不是没有比乔沐更适合的患者。

比她危重的有，比她匹配度高的有，比她年轻的有，比她近的，还有。

但乔沐不一样。她不单单只是个普通的尿毒症患者，亟需一颗新的肾源，她还是一位器官捐献者，虽然红十字会的章程里没有明文规定捐献过器官的人会得到额外的照顾，法律规章制度在人命面前，不应该有私情。

可是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是活生生的人，就会有感情，有偏好。

郑亦樾在参加器官受体协调讨论会时，看到了乔沐的名字。

这才仅仅只有几年，当年捐献了一颗肾的女孩，现在躺在病床上焦急等待一颗合适的肾脏，多么讽刺。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亲人之间，肾移植手术与发病人数的整体比例在逐年下降的原因。

这场手术对于受体的风险，一直以来都只有一个：排异反应。但对于供体来说，面临的威胁可就是长久的，不可预期的。

其实去除掉一颗肾脏，没有大多数人想象得那么可怕，人是会虚弱些，免疫力低些，但好好保养，膳食平衡，绝大多数人还是可以平安活到老的。

可对于极少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反应很明显，基本上失去了重体力劳动能力，稍微劳累，身体就会受不了，最严重的，就是乔沐这种，自己身体里留着的一颗肾，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现在也DOWN机了。

每个人反应不一样，看似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小小风险，真降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被毁掉的，就是一家人。

就像现在的乔沐，二十出头的年纪，已经数着日子奔向死亡，连带着整个家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更是典型的反面例子。劝脑死亡家属捐献器官已经够不容易了，难不成以后最好配型的肾源也要变得紧张了不成？

所以在最后评定几个合适的病人时，郑亦樾为乔沐说了话，希望她曾经慷慨无私的行为，能为她在评定时多加几分。

可惜，乔沐与另外一名病人相比，就差了那么一分，屈居第二位，这颗肾脏，按照原定计划，受体应该是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大叔陈永涉。

陈大叔离供体最近，器官只要不出大的意外，一定可以按时送到，还能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做手术，他的病情也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五年的透析生涯，他整个人苍老了十岁不止，胳膊上的两处大血管已经不能下针，除了移植，他没有别的生路。

万事俱备。

他等了五年的肾源，好不容易轮到他，结果却在肾脏刚刚到达医院，他还没进手术室前，先进了抢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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