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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完了，日子仍旧在继续。

1986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整整八年。

这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都足够打一场抗日战争的了。

可以说，我们改革所获的成就，是非同凡响的。

尤其是民生方面的变化，老百姓几乎都是样样看在眼里，用亲身体会感受到一年一个样的。

但却又因为这些变化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而无法一一历数。

所以到了1986年，如果要给这一年贴上一个与众不同的标签。

那恐怕就是由于这些改变达到了一定程度，最终由量变引发了质变。

让这一年，成为自改革以来，个性化初露端倪的年代。

是的，大多数人虽然还保留着追逐一致性的习惯。

可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另类份子”不愿意随大流了。

这些“异端”的个性需求，几乎与生活的选择增多，同步苏醒。

他们不再愿意大众一起追时髦流行了。

而是更愿意强调个体的存在。

不惜任何标新立异的方式把自己和大众分割开，给自己打上一个独特的符号。

并以此宣告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在这片一直以传统和保守为主基调的国土拉开了序幕。

毋庸置疑，最简单、最直接，来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靠服装。

就比如说，某位以一首用英文歌曲《Sometimes When We Touch》翻唱的《无言》，刚刚在内地歌坛小有名气的光头歌手“国庆”。

虽然人还未到大红大紫的地步，但在着装上的个性却已堪称领军人物。

这一年年初，光头“国庆”去永安里买的一件最合心意的衣服，是一超长的西装。

穿在身上他得把袖子卷起来。

而脚下的鞋穿得更是匪夷所思。

左边黑的，右边红的，根本不是一色。

不用问，走街上回头率是特别高啊。

那西服袍子倒还罢了，关键是鞋的穿法太牛了。

不少人看了，背后且够琢磨一阵的。

都心说了，这哥们还挺会过的，买两双鞋这么穿。

哪怕左脚坏了，右脚还能接着换呢。

当然除了买衣服，人们在吃喝玩乐上的追求也是相似的情况。

大体上来说，商店里的新品种和新品牌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

尤其儿童小零食和玩具新品种，是这段时间增加最猛的，也是最好卖的。

“橡皮糖”、“萝卜丝”、“无花果”、“麦丽素”、“朱古力豆”、“雪梅”、绿色小兵、大富翁、飞行棋，依次横空出世。

孩子们的消费习惯，最先开始获得颠覆性改变。

不再是一两块糖，一个气球就能容易打发掉的了。

另外，大人们也没闲着，除了各种洗发水、香波、美容霜越来越多。

忽然之间，街头巷尾就出现了一块钱一小时的露天台球案子。

而且这种本属于西方高雅运动的娱乐，到了京城，转变成民间普及的大众娱乐方式。

也似乎相当顺畅，并无任何隔阂。

很快就遍布大街小巷，连小吃店门口和修车铺旁的空地上也能见到。

还有BP机，这可能是时代赋予此时人们最佳、最自然的一个凸显财富和与群体区分开的个人标志。

这玩意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让人面上生光时髦玩意，仿佛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

有呼机的人都爱把它挂在皮带上那个最显眼位置。

因为这东西完全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

有能力花费巨资购买是其一，其二也证明了这个人的重要性。

想也知道，肯定只有要务缠身不容耽搁的人，才会去配备这玩意。

所以最早有小盒子的人就自我感觉特别牛，还特别盼着有人能“呼”他，最好是在下班以前。

谁要能当众被“呼”那么一下，就会精神抖擞，跟吃了蜜蜂屎似的去回电话。

哪怕是家里让带两把葱一把蒜回去呢，也觉得倍儿有面子。

偏偏这种幼稚的虚荣还真的能成功唤起其他人的羡慕。

于是寻呼机需求就直线增多，几乎从一开始出现就是畅销货。

而旅游业里堪称标志性里程碑，却是通过一个人宛如恐怖片一样的经历来树立的。

敢情也是这一年，于1982年开放，一直只有外国旅行团会光顾的“十三陵”，终于卖出了第一张国内个人游客的门票。

这位游客是一个叫大庆的在京大学生。

他因为旅游局“京城盛景”的评选见报，才知道“十三陵”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便特意在周日来一睹为快。

只是由于游客仅他一人，景点太过清冷，售票人员也不免好意规劝。

“您真要进去？那我们可得跟您说一声，您要去，就您一人儿啊。”

但这么远的路，大庆又怎肯白跑一趟？

于是也就说，“没关系，就我更好，更清净，不就看一陵吗？”

就这样，买了一张学生票后，这位大学生自己挎一小书包，就进去了。

可真到了地宫下面，完了。

大庆实在忍不住要打退堂鼓了。

因为就他一人，管理人员认为不值得把所有灯都打开让他好好看。

那当然是很静啊，阴森森，有股潮气，灯非常黑。

而最终大庆硬头皮往前走，几乎是背着“无神论”，才算完成了一个人游地宫的壮举。

等到出来时，他也不知道值还是不值。

说白了，东西虽然看了，但心里确实毛骨悚然。

与物质生活相比，精神领域的情况明显又激进了许多。

这一年，伴随海外作家柏杨作品《丑陋的国人》在大陆流传。

伴随着书中提到的“酱缸说”让国人大吃一惊。

西方现代派开始领导潮流。

仿佛压了半个世纪的思潮，一下形成井喷。

以至于学术界开始出现一个怪现象——谁如果首先使用某位西方思想家的词汇，谁就是这方面的权威。

文学界也一样，谁率先试验某种西方写法，谁就成了领军人物。

像《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发动现代诗流派大展。

也是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涌现了数不清的文学流派。

反正这么说吧，只要抢个先机，很容易因此获得国内的一致赞誉。

现在看来，以上这些事虽然都像是个笑话，但也的确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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