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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蒂安寄宿学校的生活非常有规律，遵循着旧贵族时代的规则，它严格地安排着学生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但不仅限于他们的信仰、学业和情感。在严密的规章制度的指导之下，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被确立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学生们被集中起来，在例行的礼拜仪式之后，所有学生都必须坐下来当着教师和学监们的面给自己家里写信——据说这是学校的创始人定下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学生们因为长久不能见到自己的父母、充沛的情感无处宣泄而抑郁成疾。

如果只是能给自己的父母写信的话，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还不足以成为每一个学生都会期待的日子，真正让学生们期待的其实是在把写好的信交给教师们后，他们就能从学监手中拿到父母寄给自己的信件——这些信件之中除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诲和思念外，还往往夹带有给孩子们的零用钱。

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得益于圣埃蒂安里一个典型的旧贵族时代的规则——为了保证学生们思想上的纯洁性，所有从圣埃蒂安外寄过来的信件都得先交到学监们手里，由他们检查过、确保里面没有任何会损害到孩子们未成型的信仰和思想的字眼后，才会在下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发回给学生们。很难说这个令人不适的规则给了多少不负责任的父母一年也不给他们的孩子写一封信的借口，但总的来说，除了少部分每次都能收到家里来信的幸运儿和少部分大概已经被他们耽于享乐的父母抛到了脑后的不幸学生外，大部分学生都能隔三岔五地收到自己家里寄过来的信件和夹在信里的一小笔钱，足够他们在收到之后去沃克太太的铺子里买上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这么一来，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成了学生们最期待的日子也就不奇怪了。

很不幸，卡利斯特·杜瓦斯就是那些大概被他们的父母忘在了脑后的倒霉蛋之一，自从他进入圣埃蒂安寄宿学校以来，他总共也就收到了两封来自他父亲的信件，其中一封还是斥责他不应该和圣埃蒂安的高年级学生发生冲突的；至于他的母亲，就像任何一个在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把婴儿交给奶妈去抚养的法国贵夫人一样，在卡利斯特长大到可以被当作成年人来对待之前，她大概是不会想起还有这么个孩子被送到了远离巴黎的寄宿学校的——即使那是她唯一的儿子。

一直以来，代替卡利斯特的父母给这个被送到寄宿学校里的继承人写信的都是家里的老管家。老管家每隔一两个月就会给卡利斯特寄信一次，告诉他一些关于他家里的只言片语，以及在信里塞上两三枚面值五法郎的银币当作给他的零花钱——这样的数字在学监们看来不值一提，但在学生里已经不算少了，大部分学生每次拿到的零花钱大概也就是几个五十苏的银币，总数一般不会超过五法郎；如果有谁收到一枚五法郎的银币，学生们马上就会传扬得到处都是，如果收到的是金币，大家甚至还会在吃饭的时候轮流传看呢！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一八一一年那场著名的葡萄大歉收——即使学生们不被允许离开寄宿学校，他们还是能从父母寄来的信件里知道这场自然气候造成的灾难——不需要几个月，圣埃蒂安里就少了好几个学生，据说他们都是因为家里对那一年的葡萄收成判断失误而破了产，再也无法承担起寄宿学校的费用而不得不中断了学业；也是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卡利斯特的老管家最后一次给他寄来了一封信，在信里含糊不清地告诉他“家里出了一些事情”。自那之后到现在，他就像被家里所有人遗忘了一样，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一封来自外界的信件了——不管是他父母的还是老管家的。

也因此，在一八一二年六月的这个星期日里，早就知道学监手中不可能会有他的信件的卡利斯特趁着教师们一个不注意，悄悄从小教堂的侧门就溜了出去——他才不乐意像其他学生一样傻乎乎地坐在那里写信呢，反正就算写了，他父母也不知道会不会收到、收到后会不会拆开来看上一眼！

六月里的天气正好，卡利斯特溜出小教堂之后就跑到了圣埃蒂安的小花园里，非常熟练地在僻静处找了一棵枝叶茂密的桑树爬了上去，舒舒服服地躺在了树枝上。茂密的枝叶遮挡了他的身影，如果不是站在树下仔细往上看的话，基本不可能发现树上竟然有人——经过这几年的不断实践，卡利斯特早就知道在花园里怎么样才最能把自己藏起来不被发现，而又能享受和煦的风和温暖的阳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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