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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西蒙斯
去年,还没读完杰克·佩里最后一本手写笔记本,我就心急火燎地给住在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的小理查德·A.杜巴戈打了电话。差不多二十年前,也就是在1992年,杰克那个装有笔记本和照相机的包裹被误寄给了此人的母亲。
在电话中小杜巴戈先生非常和蔼可亲,而且非常愿意帮忙,不过我感觉我打扰他看重要的电视节目了,那是一场橄榄球比赛,我听到背景声音了。小杜巴戈先生是不是知道偶然间寄给杰克·佩里的曾侄孙女、也就是他母亲莉蒂亚的包裹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照相机?我这样问道,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照相机应该和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补充道,我听到我自己声音里夹着很强的占有欲,几乎都有点儿着魔了。我并没有告诉这位马里兰州的先生,寄给他母亲的那个相机几乎可以告诉全世界,马洛里和欧文在1924年6月到底有没有登顶珠峰。
小杜巴戈先生确实记得那架相机被放在地下室的盒子里,和佩里先生字迹潦草的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可有年头了,他说,很像是那种19世纪的照相机,不过他很肯定那东西已经不在了。2011年那一年他刚刚搬离那栋房子,他的女儿和女婿扔掉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好准备让他搬进“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不过杜巴戈先生基本肯定他的母亲莉蒂亚·杜巴戈在她每周举行的宅前旧物出售时已经把那架旧相机卖掉了,或许就是在他从佩里先生那里收到这件旧物后不久就卖了,而且那可能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儿了。他明确无误地记得,盒子里还有一把很沉的旧手枪——谢天谢地,里面没有子弹——而且他的母亲亲自把枪交给了卢瑟维尔-蒂莫尼姆警察局,好让他们摆脱这可怕的东西。
不过,是的,现在小杜巴戈先生回想往事,越发肯定他的母亲在宅前旧物出售中把那架古老的相机给卖了,或许就是在1992年的夏天刚收到那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特护养老院的包裹时就卖掉了。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她的宅前旧物出售中买下了那架相机,不过他认为他倒是记得她说过那旧东西卖了两美元。“还能帮到什么忙吗?”
“不用了,”我说,“谢谢你。”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
我对杰克提到的前往阿拉斯加、楠达德维峰和乔戈里峰的时间做了一点点调查,结果发现杰克的登山好友,也就是他口中的那位“查理”医生肯定就是查尔斯·休斯顿医生。此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登山家,比杰克·佩里小十一岁,2009年9月去世。1953年,彼得·斯科恩宁在乔戈里峰斜坡上一人拉住了四个人,那次的事儿现在看来堪称传奇,而休斯顿就是四个摔倒的人中的一个。休斯顿和他的探险搭档罗伯特·H.贝茨于1954年根据那次探险写了一本书《乔戈里峰:野蛮高山》(K2:TheSavageMountain),书中惟妙惟肖地描述了那次一人保护四人的事儿,这本书现在看来堪称一本经典著作。
休斯顿一个人写作和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学术医疗著作,内容关于高海拔缺氧症对人类身体和大脑的影响。
尽管我相当擅长利用信息自由法案从政府获取信息(为了写我的小说《骗子工厂》(TheCrookFactory),我收集了很多关于欧内斯特·海明威战时在古巴做间谍时取得丰功伟绩的信息,其中很多信息从前都属于机密信息,一直到我利用信息自由法案将之解禁,它们才被公开),可关于杰克·佩里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在战略情报局工作的那几年,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始终不曾找到任何编纂过的官方报告。然而,正如我完全可以把那位老先生想象成一个刺客一样,我肯定他必然去过他提到过的地方,做过他提到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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