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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年关就要到了，到时所有打工的人都要回家，如果凶手趁这个时候逃走，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抓到他了。

年关，那是我们最后的期限，也是我们必须要过的一道坎。

六

年关将近，工厂陆续停工，出租楼也关门闭户，拖着大包行李返乡的工人一批接一批。

他们不确定来年是否还会回到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确定凶手是不是在返乡潮里，再也不回来。

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胜哥已经盯人盯到「眼红」，隔三差五就出门排查，到处去捡拾被人遗落的 DNA。

最典型的一次，一帮工人前脚从工棚出去，他后脚就拉着我进屋，把工人们刚刚抽过的烟头一一打包。

我盘算着这些物证的数量，忍不住问胜哥，「你的意思是，全部带回去比对？」

这起案件的 DNA 样本已经突破了 300 份，再这么干下去，即便把队里全年的技术经费都砸进去，也坚持不了 3 个月。

胜哥倚着门框，看着我把烟头一个个装进物证袋，「别人命都没了，我们能不拼命吗？钱的事，我再找队长说说。」

我们都知道，案件已经陷入死局，我们的做法效果微乎其微，但我们不能停下。

夏小兰案的专案组只剩下四个人，而年关就在眼前。

胜哥登记了案发现场附近人员的全部信息，名单厚厚一沓，上面有好几千个名字。

他打算年后用这份名单比对返乡的工人，看看哪些人没回来，再重点去查。这种大海捞针一样的做法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终于，年关到了。

返乡的工人们成群结队散去。我甚至想站在人群的最前方张开手臂，拦住他们。

可人群一眼望不到头，我也没法那么做。我眼睁睁看着，破案的希望随着人潮被一并带走。

我只能努力地去看，去记，每一张脸。

我们曾反复刻画过凶手的形象，推测他的体型特征，但是越研究，凶手的样子越模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长着一张普通的脸。

记不清多少次，我站在一群又一群人的前面。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有谁留意，或许也会记得我那副错愕中带着惊慌的面孔。

春节假期一结束，胜哥就趁着厂区开工，按照年前搞的那份大名单开始清查，但刚查了两个厂，就被队长叫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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