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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八九年间，利用劳动之余暇，我研读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唐宋明三代的野史笔记、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做了大量的摘录与索引，写了许多心得，都是写在废纸背面的。我对古汉字学最有兴趣，钻透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了上十万字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颇具趣味性的解说古汉字的普及读物，花了我三年的时间。此稿题名《字海漫游》，约八万字，被红卫兵抢走，终不可寻。怅怅！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长夜来临了，我被押解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此后全靠体力劳动计件收入糊口了。这年的七夕我结婚了。接着来的是抄家、游斗、戴高帽。成都的红卫兵来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斗。幸好本县某领导人及时将我潜移乡下三日，躲过了一场可能被打伤致残的横祸。那些领导人，包括本镇派出所所长，都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对待我的，没有给我以额外的难堪的折磨，我至今对他们毫无怨尤。他们都是好人，可惜后来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或靠边站了。

我在故乡劳动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锯，后六年钉包装箱，失去任何庇荫，全靠出卖体力劳动换回口粮维系生命，两次大病，差点呜呼哀哉。后六年间，压迫稍松，劳动之余暇，温习英语，为小儿子编写英语课本十册，译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通读《史记》三遍，写长诗《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毁了。在那十二年的长夜中，只留下《情诗六首》《故园九咏》两组小诗和《唤儿起床》《故乡吟》等几首小诗，实在惭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诗集《告别火星》发卖，乃属盗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艰难日月给了我有益的锻炼。我一直朦胧地眺望着未来的光明，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努力求学，正派做人，相信将来还有为人民服务之日。惜乎头发渐渐花白，岁月不我待了。保尔?柯察金说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回顾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满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团落网后，我很快活，背负着生病的小儿子上街看大标语，教他认标语上的大字。我的妻子从外地归来，她也很快活。我说：“从今以后，我可以拚命地钉包装箱了。”她说：“我用不着东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烂维持生活了。”我们所求甚微，只望国家安定，个人能够劳动谋生，便是万幸了。

1978年5月在故乡我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三中全会后，天大亮了，我才真正苏醒了，想起我曾经是一个诗人，也许还能写几句的，于是技痒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后，首次在《诗刊》上发表《诗二首》。这该感谢《诗刊》的编辑同志，是他们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梅花恋》，《成都日报》又发表了我的《带血的啼鹃》，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达正式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歌月刊平反，为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错划为右派的结论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复刊，我被调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仍在《星星》做一名普通的编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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