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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有十个月，我在夜晚只读自然科学，要不就同火娃下棋。他的棋艺已经猛晋，超过我了。

1965年底，极左派大班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了，左风随之再升级。我终于第二次受到他的教益（第一次是1957年他有专文打我），认识到自己不宜再做摘帽子的蠢梦，便又把线装书搬出来，同时停止棋战，抓紧时间攻读，务必在灾祸临头之前，写完我的《字海漫游》。何况农场已经在11月8日宣布结束，只留我一个人守在这里，没有什么劳动要做，正好昼夜兼程赶写。1966年2月下旬，《字海漫游》脱稿，约十万字，分成十二帙装订，恰好放满那只痰盂改造成的小箱，我终于抢到了灾祸的前头，我很快活！

1966年3月3日早饭后，我熟悉的那一辆美制小型吉普（它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空车牵引着空空的小拖斗，拖一个空空茫茫未知的命运，低沉叹息，缓缓驶来，停在农场的晒坝上。正在伏案温习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字学蒙求》的我，抬头一瞥，看见司机曾绍华下车来，已交差的农场场长卢德银也跟着下车来。我知道他们是来拉肥猪回机关的，与我无关，便低头继续攻书去。

《字学蒙求》是一本薄薄的启蒙读物，很浅，读初中一年级，我的国文老师讲过，当时觉得非常有趣。中国文字学的种子在那时候，1944年春，就播入我的脑畦中了，现在重温此书，如晤故人。我正在思索“于”“平”两字的形音义，卢德银走进来，低声说：“流沙河，快些收拾行李。回去！”

我怔了一会儿，便把那一页的角角折叠了，合上书本。我以为将来还能够从这一页接着读下去，哪知道从此就是永别！

我把行李收拾好后，卢德银正在忙着把三条肥猪抬上小拖斗。肥猪们横蹦竖跳，大声抗议，拒绝登车。我想想我自己这样听话，忍不住苦笑了。

这一生不可能再到这里来生活了。我赶快出去走一圈吧。走到农场南端的水塘边，忽然想起1960年夏，我害了饥饿性水肿，脸肿了，腿肿了，整天嗜睡，迷迷糊糊。有一天正午我从二砖厂拉粪车回农场，倒在这草碧如染、茭荻沙沙摇响的水塘边，在炙肤如火燎的阳光下，竟昏昏沉沉地睡去。被一位从机场里出来散步的解放军摇醒时，残阳已快落山了。想起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因为前面还有更伤心的故事，我不想去触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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