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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胡适在南京书宋人陈简斋《临江仙》词赠故乡好友胡乐丰，词中有“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25]或即是其本人心境的写照。1960年底，台北的中广公司请胡适谈过去五十年，他谢绝说：“我不能随便谈的。过去四十九年来，不愉快的事情多，愉快的事情少，五十年来的事情是不容易谈的。”这是公开的言论。在私下，胡适的悲观还更盛。他在同月11日致张佛泉的信中说：“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销了，毁灭了。”[26]其失望的心情是明显的。[27]

为什么胡适的很多努力，到头来都好像一场空梦呢？这个问题，还要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立身行事的风格去理解。

二

胡适作为开拓者的遗憾，部分因为他处在一个新旧中西杂处交错的时代，他自己也是一个由传统的士蜕变出的第一代现代知识人。而胡适又惯于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所以，他论学论政的文章讲话，是在对中外老少新旧各种人“说法”，但别人却未必知道他具体的言论是对哪一具体的听众说法。由于收发者心态不是同时，视点不相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而且，胡适自己说过，他身上有着“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同时存在。[28]在小至家庭爱情和大至民族国家走向这样一些问题上，究竟是取中国的还是西洋现代的态度，恐怕他自己也常常犹疑踌躇吧。被视为“西化派”代表的胡适，到底是一位激烈反传统的世界主义者，还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义关怀的人物？这两种有着明显反差的胡适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线下面更广阔的民族主义关怀甚少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反传统的形象却长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当命运真的把胡适推向“世界公民”的定位时，不仅他所向往的“世界”（即西方）并不真诚地想接纳他，他自己在世界主义面具下潜藏的民族主义真情也就暴露无遗——他在安身立命的大关节处仍是中国的，他也并不真要做世界公民。

再加上胡适不仅向往特立独行，又好与各方面周旋。他那过人的“修养”工夫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超我”对“本我”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然而他虽一心想“作圣”，又不时要“率性”，甚或试图在“率性”的方向上“作圣”，以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观其一生，正是依据父亲胡传总结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结果，胡适与其所处的时代，有意无意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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