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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第18—19页。

[19] 蒋梦麟：《西潮》，台北：中华日报社，1961年4版，第4页。

[20] 参见林毓生《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之危机》，收入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第147—159页。

[21] 参见Arthur O. Lovejoy，“The Chinese Origins of a Romantisory of Ideas（New York：Putnam，1960），-135，particularly 102-110.

[22] Chinese Repository，III：8（Dec. 1834），；Eliza G. Bridg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New York：Anson DF Randolph，1864），.

[23] “Griffith John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a. 1869，in R. Wardlaw Tho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A.C. Armstrong，1906），.

[24] 参见詹森（Marius B. Jansen）为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所写的第二章“国际环境”，特别是第41—57页。

[25] 关于the Nemesis，参见Daniel R. Headrick，The Tools of Eology and European Ih Century，New York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54.

[26] 说详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东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27] 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日。

[28] Jean-Francois Revel，Without .Y.：Dell，1971），.

[29] 具有诡论意味的是，一旦中国士人自己承担起输入西方文化的任务，传教士的影响立刻式微。西学在中国能形成大潮，传教士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但这股大潮却反过来把始作俑者推到边缘的地位，这个结局大约是传教士未能始所料及的。

[30]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之《采西学议》《制洋器议》。

[31] 转引自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第177页。

[32] 各家说法皆转引自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第522页。

[33]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原载《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第1卷（下），第500页。该书全3卷，由三联书店1960—1977年出版。

[34] 《严复集》第3册，第558—559页。

[35] 宓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南洋公学译书院重印本（光绪十八年初版），第28页A。需要说明的是，宓克本人并不赞同这种“吾非除旧，何由布新”之势不两立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晚清那些主张“翼教”的人，在文化不可分这一点上倒与西方传教士的观念接近。此不详论。

[36] 冯友兰：《新事论》，商务印书馆，1947，第26—27页。

[37] 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皮鹿门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汇印本，第9页B。

[38] 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第244—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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