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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里面应有相当部分是胡适把自己后来的认知放在梁头上了。其中有些不仅不是梁的原始意思，恐怕也不是上海读书时的少年胡适当下能领会出的。这一点胡适自己已说得很明白。他在《四十自述》里写到这一节时，无意中说出“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梁的文章］，还感觉到他的魔力”。可知一向认真的胡适在写自传时又将梁氏的文字读了一通，那时写下的感受就有二十五年后才得出者，已不完全是少年胡适的感受了。而英文本中那些附加的词义界定，显然又是胡适在对不同的人说不尽相同的话。

胡适称，《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的文化”。在英文本中，胡适则说这些文章“猛烈地撼动了我以为中国的古文明已经自足，除船坚炮利外勿需向尚武而唯物的西方学习这样一种美梦”。胡适在别处似乎并未提到他还曾经怀有这样一种梦想。如果确有其梦，则至少在绩溪时的小胡适，其思想倒很像后来陈寅恪自诩的，是在“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如是，则安徽绩溪与上海的那一段距离所造成的思想差距大约有二三十年即整整一代人之多。考虑到绩溪所在的徽州素称商业发达之地，而胡家自己就在上海有店铺，信息的流通应无大妨碍，我们对清季中国城乡的差别，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差别，恐怕还应做进一步的仔细探讨。

同样，胡适认为梁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成名之后的胡适可以看出梁氏此篇也有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开风气作用，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也只能是四十岁的成年胡适的评价，而绝非少年胡适的见解。但梁也只是开风气，不少具体的“整理工作”只在列出的纲目下注一个“阙”字。胡适自称他当时即有了为梁补做这缺了的几章的“野心”。这个说法，也只能存疑。因为当时胡的主要精力在学英文，而出国留学首选的科目是农学，与此野心颇不相符。但胡适治学极受此文的影响是无疑的。观梁氏“论诸家学说”一章始缺而后只补了“子墨子学说”一篇，而墨子正是胡适在此段时间里认真读的诸子之一，后来更成了他之所长，则胡适读此文深得启发，是可以确定的（墨子可说是梁胡二人之缘。梁氏后来读了胡适的著作，乃重操旧业，再治墨子，并与胡互有论辩）。

胡适在接触《新民丛报》后不久，到了澄衷学堂之时，就通过国文教员杨千里而受到严复的影响。杨千里曾要学生买吴汝纶删节的严译《天演论》作读本，第一次看此书的少年胡适读后感觉“高兴得很”。杨先生曾出作文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胡适的作文颇得严复提倡的“竞争”意旨，他说：“国魂丧尽兵魂空，兵不能竞也；政治、学术西来是仿，学不能竞也；国债垒垒，人为债主，而我为借债者，财不能竞也。以劣败之地位资格，处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铁与他族角逐，又不能折冲樽俎战胜庙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相待，不渐渍以底于灭亡，亦难矣。呜呼！吾国民其有闻而投袂奋兴者乎？”杨颇欣赏这个学生的文章，他的评语说：胡适“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57]可知胡适善于将其思想表达得系统化的特点在那时已经显露。而作文不留余地，无余音绕梁之意境，是小胡适不曾受过“开笔”训练的结果，后来却正应了时代的需要。

胡适在此文章中所表达的从兵、学、财多角度全面竞争的民族主义思想，应予特别的注意。他说：“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胡适自己名字中的“适”字，也是二哥从“适者生存”中取出的）而当时人读《天演论》，侧重的恰“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这里的“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就是民族竞争的思想。胡适后来酒醉后骂租界的巡捕是“外国奴才”，他自己说那时主要靠“下意识”在起作用，正是他民族主义意识的表露。[58]胡适也是那些在民族危机下“投袂奋兴”的人中的一个，他后来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读书人的观念，认为民族竞争最终是落实在“学战”之上，故在这方面下功夫也最深（详后）。

《天演论》在中国的传播，很能提示清季的“西学”或“新学”的含义本是极广泛的。对不同层次的读者，同一本书或同一个词的意义可以是很不一样的。严复是当时中国最谙西学者，他在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成《天演论》时，已对原著进行了删节。赫胥黎主张以人伦准则约束人的自然发展这一重要观念就已被严大量删去。但如胡适所指出的，由于“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吴汝纶的节本再删之，不免又有见仁见智的取舍，而“太古雅”一点仍未变（吴是桐城正宗，删去的很可能还是不那么古雅的部分）。最大多数的追随者——包括读者和根本未读的听众——真正接受的，实只剩那几句化约到最简单的口号了。而且，读者或听众大抵是各取所需。梁启超曾说严译诸书“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暗示这是晚清西学运动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姑不论。但一般人所关怀的，恰是“时势”；他们从严译之书中想要看到的，也正是与时势不远者。故从接收者一边看，不论严复所译为新籍旧籍，大多数人所想看和看到的，只是对时势的解释而已。可以想见，即使读者所抱的关怀都是时势，读不同本子的读者所得的“天演”观念仍是不甚一样的，当他们都使用“天演”观念进行思想对话时，实际上彼此所说所指，还真未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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