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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归国后，显然以事业为重，在母亲前承欢之时不多。在他或者以为将来尽孝之日还长，但母亲身体已垮。不久冬秀也离乡赴京，胡母虽不十分高兴，仍促成之。结果胡母身边无人伺奉，终于病发辞世。据说是医生用药有误，则如在北京，或能延寿。但初到北大的胡适要打天下，尚未将接母亲到京同住提上日程。中国传统的孝道，重在传宗和立名以振家声，这两点胡适都做到了。以事业为重也是胡家的一贯思想，故胡母虽未能享到什么福，但已看到家声的重振，应能含笑九泉。

胡适在归国之前，反思他在美国的七年生活，心情十分复杂。总的来说，他认为美国是他所“自造之乡”，其重要决不在真正的故乡之下。胡适说：“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也。”他在归国的船上做有《百字令》，其中说：“凭栏自语，吾乡真在何处？”并解释说，他的意思也就是陆游词所说的“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24]他乡是否胜故乡呢？至少在意识的层面，胡适的答案是肯定的。

胡适一向说绮色佳是他的第二故乡。但到将告别绮城去纽约时，“乃知绮之于我，虽第一故乡又何以过之？”他离家日久，已十一年多，“今心中之故乡，但有模糊之溪山，依稀之人面而已。老母，诸姐，一师，一友，此外别无所恋。”反观绮城，则山水师友，“历历在心目中。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系之时代。其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阅历，所求学问，皆吾所自为，与自外来之梓桑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影响于将来之行实，亦当较儿时阅历更大。”一言以蔽之，这个“吾所自为”之乡对胡适的重要胜过了他儿时的故乡。胡适特别珍重的，是“绮之人士初不以外人待余”，所以他也“自视几如绮之一分子矣”。[25]

这最后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上海就确曾把他视为外人，他对上海的感受也就不甚佳。绮城是大学城，康大是该城的重要成分，康大的学生当然也是。等胡适到了纽约的哥大，就决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了。后来他因博士头衔的原因，每将哥大挂在口上，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的意思，也就是周明之先生所说的“有几分做作”。[26]实际上，纽约这样的城市既不曾对哥大情有独钟，也不会把哥大的学生特别对待。所以胡适虽然常将哥大挂在口上，其实只能将感情寄托给纽约旁边的赫贞江（今译哈得逊河）。观其诗文中对纽约地区所回想的，实在也只有这条江。

在即将离美的那几个月，胡适已经在“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了。在他告别朋友并总结其学习经历的一首诗中，曾说他从农科转到哲学是要从此“讲学复议政”。这大约就是他此时所想的建设事业的一个注脚了。在这一建设事业中，胡适自己居于何种地位，他将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余英时师以为，胡适“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不但早有自觉，而且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27]这个历史角色就是要做“国人之导师”。下文即探讨胡适这一“长期准备”的进程，以期为理解胡适后来怎样进行他的建设事业打点基础。

二 为国人导师之预备

试图“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是胡适“返观国势”，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之后立下的志向，后来的变化只是将“周知博览”的单向发展改为要集博大精深于一体的双向发展。同时，胡适虽是典型的现代知识人，却以传统的士自居。他曾引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段话为“自课”之宗旨，并具体计划道：“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28]他入学后三个月已在体育上有大进，而且从小在母亲培养下早已具不挠不屈之精神，故其主要的预备，实际是在第三点上。

同时，胡适在“率性”与“作圣”之间的游移，也涉及他究竟是要做一个通才还是一个专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特别是在他完成本科学业之后。1914年初他已在自省近来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可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后此宜痛改之”。观此可知胡适读书的近期目的或在“争名”，而长远目的是用世益人，故对于自己的不能专精似深有所痛。但到那年的11月，他又在提倡“博”，因为“专”就像“终身守一物，虽有所成，譬之能行之书厨，无有生趣矣”。他认为中国学者多是往专精一面发展，于所学之外几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这一点胡适曾屡向他人言及，但效果不佳。这里所透露的，不仅要博，还要变，即不拟“终身守一物”。要讲“生趣”，当然是想“率性”了。但胡适的思想始终在摇摆，到1915年2月，他又发现自己终“失之浅”，故“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不过，这次他已认为博与精应“相辅而行”。[29]

博与精应“相辅而行”，透露出胡适在这方面也有鱼与熊掌俱得之意。1915年2月18日，他在日记中主张“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并决定自己“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虽已有中坚，仍图博览。此时已是既博大又高深了。但鱼与熊掌俱得究竟不容易，到那年5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说：“吾骛外太甚，其失在于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不知此谬想也。吾读书十余年，乃犹不明分功易事之义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万知而万能。吾所贡献于社会者，惟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吾所不能，人其舍诸？”故他决定“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以此为择定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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