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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在预备的留学生也并不止胡适一人。余英时师注意到，胡适在1917年初访友人朱经农时，朱即向他提出“我们预备要中国人十年后有什么思想？”胡适立刻在日记中写下：“此一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48]重要的是，由于像马君武那样“负国中重望”者并无意预备或预备不足，就给像胡适和朱经农这样在国中本无声望却坚持预备者提供机会了。这再次表明对个人的历史角色自觉与不自觉的重大差别。

胡适一生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在他公开演讲许多次后，为提高技术，选修了一门暑假期间的演讲课；但第一次被叫上台时，虽是7月，却“仍然浑身发冷、发颤”，不扶着桌子就想不起讲稿，极为紧张，就是一例。后来到北大用博士头衔，甚至冒认他其实不愿认同的古文家身份，又是一例。其成功的经历，大致都有一个开始时的小挫折，如在上海初为小乡下佬，在美国也一度有过波动，几乎入了基督教；等等。但不甘落人后的胡适也有一个自我肯定的法宝。据他自己说，这种“戏台里喝彩”虽是“人生最可怜的事，然亦未尝无大用。盖人生作文做事，未必即有人赏识。其无人赏识之时，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对得起自己”。[49]凡不十分顺利之时，胡适即靠此法宝自我保护。且胡适毕竟聪明过人，又有少时的特殊训练，也的确能吃苦奋斗；通常都能迅速扭转局势，小挫之后，继以大成功。而小挫之后的成功比一帆风顺有更深的印象，也更有鼓舞力。胡适在将离康大时赠别任鸿隽的诗中说：“寄此学者可千人，我诗君文两无敌。”[50]自居留美学生做诗的首席，自信不可谓不足了。

胡适后来只大胆怀疑别人，却并不怀疑自己，甚至也不太准许别人怀疑自己，都是在上海开始建立、由庚款考试增强、再由在美国得奖巩固起来的自信使然。第一阶段使他知道他的特别的“先生”认同不只是在上庄才成立；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在中国公学这样的高级学府，他都证明了自己的秀异。庚款考试的成功，使胡适由上海激进青年中的彷徨者一跃而为全国性的精英，在美国的几次得奖，进一步向自己证实了他的不同凡响。其中胡适较少提到的入选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胡适所得的什么卜朗吟奖，虽然轰动，多半还因他是个来自“落后国家”的外国人；若在美国正式求职，那种奖未必上得了简历。至于那个什么国际和平会的奖，金额虽高，是专为社会上一小部分人说法，更加没有普遍的地位。倒是那个联谊会的成员，表明他在美国一流大学常春藤盟校中也是佼佼者，是可以一直写在简历上而为上流社会广泛接受的。在胡适服膺的以西方标准为取舍的现代国际社会，胡适已达到最高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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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63—74页。

[2] 《谈话录》，第163页；胡适：《中学生的修业与择业》，《胡适作品集》第25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第206页；《胡适致母》（1910年7月22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6页。

[3]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7、9、36—39页；朱文华：《胡适评传》，第38页。

[4] 本段及下段，《胡适致乡友信》（1910年9月25日，邮戳日），转引自石原皋《胡适与陈独秀》，《胡适研究丛录》，第85—86页。

[5] 《胡适致母》（1911年1月1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7页；《口述自传》，第35—36页，唐先生评论散见于第41—48页；胡适：《中国的政府》，《竞业旬报》第28期，转引自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9页。

[6] 周楠：《胡校长为我出证明》，《胡适研究丛录》，第48页；《谈话录》，第166页。

[7] 胡适日记，1915年7月8日、1911年4月10日、1914年10月19日。

[8] 胡适日记，191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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