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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知其信不会受欢迎，结尾时特地提醒说，要骂我之前请先细读我书。结果如他所料，这封公开信激起了许多留学生对他猛烈攻击。也如他所料，并没有多少人细读他的信。大家的批判集中于他的态度而不是信的内容，总的精神是大家认为他不够爱国。不过也有一些批评颇能击中胡适的要害。一位学生批评说：“一旦日本控制了中国，则要驱逐他们势必使用武力”；而且，“去使中国起死回生要远比在日本入侵之前进行抵抗要困难得多。”另一位学生虽然接受学生的本分是读书学习，但他也提醒胡适，一个国民有责任在国家陷入危机时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胡适的确早就在思考一个“真正的最后解决”。他以为那不能是对日作战，因为中国的军力不足以战；他也知道那不能是像袁世凯政府正在进行的那样将中日问题国际化以寻求列强的支持。“真正的最后解决必须往其他方面探寻——他远较吾人今日所猜想者更为深奥。余亦不知其在何处；余只知其不在何处。”[34]
实际上，胡适是有意不“逐诸少年之后”而“作骇人之壮语”，以体现其特立独行之处。胡适后天修养使他颇能折衷，天性却不喜调和。他以为，“调和者，苟且迁就之谓也。”张奚若曾对胡适说：“凡人之情，自趋于迁就折衷一方面。有非常之人出，而后敢独立直行，无所低徊瞻顾。如此，犹恐不能胜人性迁就苟且之趋势。若吾辈自命狂狷者亦随波逐流，则天下事安可为耶？”胡适以为，“此言甚痛，为吾所欲言而不能言。”[35]胡适一向推赞其女友韦莲司的“狂狷”，原来他自己也是“自命狂狷者”中的一个，则其在韦女士那里，或者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他“率性”的一面了。
胡适下意识中颇欣赏自己少时的“先生”认同和读大学二年级时同学所赠的“博士”绰号，在四十岁写中英文自传时犹不能忘。那两者的共同点，其实主要不在胡适自己说的不爱游戏，而在其“异于群儿”。他这种从小由母亲着意培养出的与众不同之处，更由于父亲关于做人要“率其性”的教导而增强。胡适有意无意间总爱维持之。他的朋友说他“好立异以为高”，喜欢“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等等，都是这个倾向的发展。且胡适的立异是要立大异，他认为，在小事上自表与人异，而临大节则不知所措，只是“下焉者”。他所向往的，是“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36]胡适对中日关系本有些与人不同的观念，但他做人要“率性”，要与众大不同的倾向也是清楚明确的。
不过，胡适虽然认为在中国人内部“作骇人之壮语”于事无补，但他自己暗中已定下“执笔报国”的计划，即对美国报刊上不利于中国的“不堪入耳之舆论”，要予以“斥驳”。在2月初的《新共和》杂志上，曾刊有“中国一友”的来信，说中国人不适于自治，其共和制已失败，故日本的干涉，对中国对西方都有好处。此信的观点不久又为美国另一大杂志《展望》吸收进其社论。胡适“读之大不满意”，分别做书驳之。他在信中提醒那位中国之友，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时代”。胡适肯定，已经推翻了满人统治的中国民族之觉醒，也一定会永远憎恨任何外国外族的统治或“指导”。他强调，任何旨在使日本控制或“指导”中国的尝试都只会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中国眼下确实无力抗拒日本武力胁迫下的要求，但中国青年的英雄热血，尽管未必当下见效，必会洒遍共和之神州。胡适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中国实行共和不过三年，要判断其成败尚为时太早。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威尔逊的观点说，每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每个民族都有权不受干涉地寻求自救之路。中国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37]
这正是胡适在实行他以个人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的主张，也就是以西方之理论来驳斥西方强权主义。对胡适来说，“执笔报国”的战场不在中国同学会里，而在美国的舆论界。胡适在这两封信中表现出他对西方有关政治理论的熟悉已达如数家珍的程度，这正是他长期“预备”的结果，也是他高于其大部分中国同学之处，颇能体现“大国国民的风度”。这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其诚挚不下于《留美学生月报》上的那些文章，而在理论表述上则过之。胡适提倡“不争”本是不得已，他其实就很赞赏孔子表扬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家思想”。胡适以为，“国家思想惟列国对峙时乃有之。孔子之国家思想，乃春秋时代之产儿；正如今人之国家思想，乃今日战国之产儿。”[38]一次大战时代既与战国时代相类，则正宜有国家思想。胡适又何曾例外呢！
同时，胡适虽然提倡大家对中日争端以镇静处之，其实他自己的心情又哪里有那么容易平静。胡适在1915年5月29日给韦莲司的信（见日记）中承认，他本来已经意识到自己骛外太甚，正拟纠正，结果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搅乱了”。可知胡适再三劝大家要以镇静处之，恐怕也有自戒之意，他大约知道自己就未必做得到。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之时，胡适与其他人一样，心中是极不平静的。心既不宁静，胡适就实行他要“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耶教之道”的主张，直接以斥骂传教士纾解其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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