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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说胡适谈政治脱离中国实际的指责不一而足。他的“好后学”唐德刚先生就说：“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胡先生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底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10]这是典型的倒着看历史。有无贡献也要看当时。孟子说“不教亦教”，何况“身教”；而且，“身教与形象”不正是名副其实的“政治行为”吗？胡适的政治理论在当时又怎么能说没有贡献呢！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胡适的理论不但有贡献，而且他关于“有计划的政治”的主张，与当时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主张，有极为相近的一面。

胡适的政治观念的另一个特点，与他的性格有关，即前面说过的，他素来就有激进的一面。胡适曾说，虽然“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但是，他随时注意要“作圣”的行为使得他这些性格为“外人”所“不易知道”。他有时做出“保守”的事也有特别的原因。如他在1919年12月坚决反对北京各校罢课，就可能有特殊的考虑：那时杜威正在北大讲学，如果一罢课则杜威便无着落，这是胡适极不愿见到的。实际上，如前所述，胡适是遇压力就反弹的人。那年8月《每周评论》被封后，胡适起初就不肯躲避，北大“许多同事学生都来看他，硬把他扯到外国客栈去住了几夜”。[11]那时与警察厅都敢作对的人，怎么会“保守”！

所以，当胡适“率性”的时候，就很能表现他激进的一面。1921年5月，他做了一首《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诗中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此诗在友朋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老先生似不太赞成，而年轻人则大欢喜。那年7月，他与范静生长谈。“范先生对于我的《炸弹》诗的含义，颇不赞成。他说，这种主张似乎太简单了。”可是8月到上海，朱谦之见了胡适的《炸弹》诗就“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朱氏虽然长于诸子学和佛学，并出了家，其实也暗藏激进。胡适记述道：“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12]出家人尚且如此激烈，世风之趋向可见。胡适本有激进的一面，再为时代风气所被，自然就不那么温和了。且朱氏能劝胡适革命，也是早看出胡适有那么一点革命的“缘分”吧。

胡适那年6月17日的日记中，有因报载安徽请愿学生被刺而死（后知未死）所做之诗：

我们脱下帽子，恭敬这第一个死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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