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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 致信毛泽东并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主席团说：

富振声同志的信收到了。我因病不能出席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只能在床上听读一部分文件，未能听到许多同志的发言，因而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对我确实是莫大的损失。虽然这次中央又允许我请病假，但我经常因自己不能为党更多地工作和参加会议而痛苦万分！同时也为五年计划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欢欣——在去年接到五年计划初稿时，我虽有病仍在秘书同志帮助下读了两遍并提了一点修改意见，为我党完全战胜高饶联盟而喜悦——去年当讨论高饶问题时，我曾带病参加党组小组会议，表明过自己的态度；因此，我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更未因病而不重视党的代表会议。但是所以使富同志有此感觉，可能如富同志所说由于他不了解我的情况。我现在的体力不可能给富同志写详细的说明。因此，我请求主席和主席团同志指示：我有无必要把我的有关病历和现在身体情况的材料给富同志看看？或者请主席和少奇同志为我向富同志解释一下，因为我这十几年的工作和身体情况，都曾经常向你们二位作过报告，想你们都是了解的。

关于我在七大前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所作的很长的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中央曾印发七大代表）；二中全会上我也曾作过检讨性的发言；请考虑是否可向富同志说明，以免他误会我从来未向党交代。至于七届三中全会要我把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十几年来我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文件都重新检讨和作出自我批评来，因为这非我的身体所能，曾经中央允许暂且不作并送我去苏联治病。可惜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正如富同志所说的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我自己比任何同志都更不满这一点，而这也是经常使我痛苦不安的。

信中还说希望这次手术能除去胆石，“使我不经常犯病，使我有力量能向党补课，主席和同志们是否同意我的这个计划，请指示”。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少奇同志阅后，交邓小平同志印发各代表，并告王明可以继续请假治病。”[225]

春夏之间 由于病情恶化，再度住进北京医院。[226]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五五年夏我又病重入北京医院。外科医生邵大夫给我滴注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液，每分钟滴六十滴；这是邵大夫事后承认的，但他说是外科王主任吩咐的。滴注开始数分钟后邵大夫走了。而我浑身冷得发抖，很厉害，用六个热水袋和盖三床棉被也毫无用处。我面色苍白，头上豆大的冷汗直流，心脏颤动，浑身难受。庆树请护士立即拔掉针头，但护士说：‘邵大夫吩咐没有他不准停止滴注。我去找他。’护士走后，庆树立即拔掉针头停止滴注，并马上注射樟脑剂强心，我才慢慢平静下来，但心脏仍然衰弱。过了许久，护士才把邵大夫找来。他见已停注，很不高兴，说应当等他来决定如何处理。”“当时在北京医院外科工作的苏联专家雅·莫·沃罗申教授，听到这个消息后告诉我们：‘象王明同志这样的身体，最好是每分钟注二三十滴，哪能每分钟六十滴！以后再遇到滴注时，要密切注视玻璃管显示的速度。’他认为孟庆树同志做的对，否则王明同志的心脏会支持不住的。”[227]

10月1日 中共中央通知王明参加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228]

10月2日 由孟庆树代笔致信刘少奇，请转中央并主席，信中说：

今天下午孟庆树同志告诉我关于中央通知七届六中全会明日开会的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难过，现在我要她用我的名义再给中央写这封信，除再次向中央请假外，并提出下列意见，请中央考虑。

七大以来的10年期间，我只有约一半时间曾带病工作，另外一半时间则因病不能工作，从去年4月，我的肝胆病急性发作……尤其是今年1月以来，肝胆炎连续不断发作，使身体健康情况更加恶化，心脏也极度衰弱，右手已10个月不能动……

由于病的关系，我不能出席中央的几次会议和全党代表会议，也不能参加党的工作，这就是说，我的身体情况使我不能对党尽一个中央委员起码责任，因而我认为：我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的职务是不适宜的，因此，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秋 作五绝《伤脑筋的愉快（重新翻阅黑格尔哲学著作随笔）》。[229]

12月 又因肝胆炎急性发作住进北京医院。[230]

本年 试对一绝对。王明在说明中说：“儿时在家乡，55年在北京，均听人谈几乎百年无人能对之绝对，其联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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