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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从前有所谓“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种话，那末，选举他们，党内会不会发生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这样的问题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做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19]

9月8日 自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并请转中央和主席说：“自8月7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条件许可下能出席八大电示后，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虽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病况仍不许可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的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来电请假。”在赞扬了党的七大至八大期间所取得的胜利后，他接着说：“我谨祝我党八大工作完满成功，我深信我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动员和组织全体党员及全国人民为实现八大决议而英勇奋斗，在与苏联共产党及各国兄弟党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援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持久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更进一步的胜利。”9月10日，毛泽东在电报上批示：“此件可以印发各代表。”[20]

9月10日 毛泽东在《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说王明在历史上犯过很多次路线错误，其中就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21]

9月12日 王观澜致信中共八大代表团林枫并请即转主席并中央，说关于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问题，我完全拥护中央提出的名单，放弃不选王明同志的意见。“但是还有一点意见，就是王明同志，一直到今天，没有令人满意的表示，这是很遗憾的。王明、博古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路线，是与党的路线相背驰的。这已为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二十六年来革命史实证明了的。它在遵义会议前四中全会前后，整整四年中，不能领导革命基本力量和团聚可能革命的一切力量走向发展、走向胜利，而是大大地断送和削弱了革命的基本力量和拒绝了一切可能革命的力量……历史是无情的，王明、博古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路线，它给中国革命以极大损害。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我个人来说，我几乎是这个路线的牺牲者。（过程和痛苦不细说了）。我极端的仇恨这个路线……我从在莫斯科参加反王明、博古领导的支部局斗争受警告后，一直像负过立功似的……一九三八年王明同志回国不久吧，他不顾青红皂白地又给我戴上了一顶不相称的托派嫌疑的帽子（也不合一九三九年莫斯科清党结论）。我在痛苦中觉得他的派别成见太深了，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宗派主义者！”他还说：“党对王明同志本人，是做到胸襟宽大仁至义尽了。七大时没有很好的反省，七大以后十一年的漫长时间，应该有积极反省自己错误的表示，可是结果没有。到了八大是他最后表示意见承认自己错误的最好时刻了。因此，我还是希望他在八大正式开会以前，王明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诚恳地无保留地承认的表示，这对他自己，对党，对国家都有好处。”

9月15日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所犯的错误反而比以前两次的‘左’倾错误更为严重”；“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间统治全党的以王明、博古等同志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没有接受过去几次错误路线的教训，而且由于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横蛮武断的作风，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们完全不顾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形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采取了极端冒险的政策，在党内生活上也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他们的错误领导，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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