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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八年的教条主义，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42]

3月10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而共产国际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当时王明等人搞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他还说：“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43]

3月18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谈话时的插话中几次批判王明，他说：

（抗日战争时期）“他从国际回来，搞了‘六大纲领’、两个‘优秀青年的总汇’那一套，把我们那个十大纲领推翻了，长江局成为中央，中央成为留守处，我是留守处主任，我是管城内，连城墙上都不能管。因为忽然一天早上标语由十大纲领改为‘六大纲领’，你有什么法子管？所有那个时候的中央局以及白区的工作，统统听长江局，并不听中央，什么人听中央呀？！有文件可查，有事实可查。他在那里分裂党，他自己实际上成立了中央。办了一个报纸，叫‘党报’，叫‘新华日报’，我说，叫‘派报’比较妥当。因为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论持久战’）他不登，说太长，但是陈克寒关于晋察冀的那个报道比我那个还要长，可以登，我这个就是以太长为理由，出个小册子解决。打电报来，我回了电报，我说要登，决不让步！他也是决不让步，决不登！你看，中央在哪里？你是党报，还是派报？我说是‘派报’，宗派主义之报，是没有登，你们现在去查武汉时期那个‘新华日报’，就不登我的文章。而延安的报纸小得多，叫‘新中华报’，三日刊，给我全文登了。我是要出卖我这一套的，我是想在武汉推销我这个货物的，但是那个地方他不买，你有什么法子？”

“同是第三国际回来的人，他是十二月回来的，王稼祥是第二年四月还是五月回来的，隔那么四、五个月。王明没有圣旨的，没有什么圣旨到，要我们接旨，他是口喊‘天谳’，说是斯大林怎么讲怎么讲。但是隔四、五个月，王稼祥回来，那是有圣旨的，有个决议案，对于中国有八条，还是几条，那个我们是赞成的，因为它要发动群众，要讲民主。而王明他就是不要发动群众，不要讲民主，照蒋介石那一套搞，就是不要触动蒋介石。究竟谁反共产国际？王稼祥一个共产国际，你王明一个共产国际，你也没有旨，你究竟还是朝廷旨意，还是六部公文？既无六部公文，二无朝廷旨意，你又要收鱼税银子。（笑声）隔五个月，朝廷旨意来了，你说谁反共产国际呀？”

（当陈伯达说到“新华日报”不断登王明的像片，“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时）“他那个像片送得多了。贺龙也接到像片了，关向应也接到像片了，我们这些将军都接到他的像片。可是这一条我没有他厉害，我没有送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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