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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我们坐到几时？愈是夜静，灯光愈是亮。翌晨，阴，小筑一楼，景象壮观：所有先生的用具、摆件、衣帽、手杖、相框、书籍……全都堆放在客厅地上，三五位公司职员正在清点编号，逐一拍照，登记在册。固然这是好事，要做的，但人群背后的小杨见我到，转身拉我去到回廊，急得语无伦次：“不可以的！丹青老师，先生的东西不可以动啊！”我回到客厅，一眼看见木心的两只皮箱：陪先生回国时，是我办的托运手续，眼前，皮箱把手仍然缠绕纽约机场的行李签条，蒙着六年的尘埃。

午后与俩孩子拥抱告别，仿佛履行又一次遗弃。他们默默送到车旁，瞧我哭成那样，仍是呆着，直到车窗摇起，两张孩子脸忽地暗下来——先生未及写完的手书遗嘱，是将所有积蓄分给四个曾经照应他的青年：黄帆、徐晓琪、小代、小杨。

我现在看到小杨、小代就好像看见先生，木心暮年，这俩孩子寸步不离，尽心照顾他。上图：二〇〇八年夏，左起：小杨、木心、小代。下图：二〇〇九年冬。（郑阳 摄）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礼，当夜，第二夜，我和俩孩子在二楼灵堂守夜，楼下的前厅，木心已经变成这幅喷绘的肖像，拍摄者就是请他回乡的陈向宏。

丧礼结束了。我不知道这篇文字怎样结束。回想种种，唯一未做的事，是不能临别与木心单独坐坐。单独坐坐，又怎样呢，我不知道。大半年过去，我被冻结的记忆就是小隔间的那几分钟，眼看先生死在那里：缩小了，像个孩子，一个满头白发的死孩。

我没读过详详细细的文字，描述死亡——不是小说，不是虚构，是真的死亡——如今我试着做，但做不到。人总有目击死亡的头一次。到我这岁数，不少人早已经历过，而我的初次的伴送，没想到，会是木心。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都以为先生起码活到九十九岁，以为有的是机会跑来乌镇看望他。我听着，却又想起先生昔时的笑谈。

是在抗战末期，木心十来岁，说是乌镇人成天聚在那里闲聊斗嘴，口气之大，一扯就扯到世界大战——于是木心改口说起乌镇话——“那么，希特勒，罗斯福，到底啥人赢？！”

终于有位年长的男子结束道：“总归美国人。不相信？你看看罗斯福那只下巴！”

木心也有一个狭长丰厚的下巴。“还早哩！”我对他说。那时先生才过六十岁，重拾写作没几年。“是呀，我还是个文学青年，刚刚开始呢！”这回翻阅他暮年的笔记，其中一段大意是，真的艺术家便是活到九十几，亦属夭折的。

我懂他的意思。五十多岁去国前，他的艺术，他的记忆，先已死过一回：文稿照片被抄没，先生没有私人的物证得以勾连他的过去。此所以他在病榻撞见自己十九岁时的照片，扭头恸哭。而他的幼年的形影，二〇〇九年初，寻上门来：王韦，带着家族老照片送到乌镇。

那时木心名叫“孙璞”，四五岁，拍摄年份是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间，距今快要八十年了，影像模糊，但是好看，一帧典型的民国家庭照——孙璞，穿着绣花丝绸的小长袍小马褂，头戴小帽，身后的小姐姐微微扶着他，右侧是父亲，当胸握着礼帽，左侧是母亲，前额一缕刘海，再左侧，是他的美丽的大姐，二七年华，模样介于女孩和姑娘之间，伸一只脚踏着园林的矮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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