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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头有地位的，如果说他不佳，第一反应——你是谁？第二个反应，这人牛了，我往哪里摆？

《新周刊》：关键是这种权力思维不自觉，不自知。

陈丹青：没有别的话语，没有别的思维。

《新周刊》：我们都在这个话语场里头，感觉不到。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说话。一旦放到另一个文化空间，差异立马就出来了。这也是文坛最大的问题。

陈丹青：文坛里还是有不少正派书生。但是大面积的集体人格，照八十年代的说法，就是被异化了，集体异化，长期异化。所以木心出现，反倒变成非我族类。

《新周刊》：像这种不可对话，木心他自己有感觉么？

陈丹青：当然有，从来就有。他那副挽联：“此心有一”、“彼岸无双”，就是在看对岸这群人。

《新周刊》：他说，“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很公正地评价过自己，有人说出来，有人熬住不说”。木心公正地评价过自己吗？

陈丹青：他介于“熬住不说”和“说出来”之间。他实在是长期默默无闻，一个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憋不住的。他一定会说，问题只在怎么说，对谁说。上文学课那些年，他会顺口说到这类“私房话”。木心走了，我才公布文学课笔录。

《新周刊》：他极为推崇陶渊明，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是陶渊明。

陈丹青：木心最推崇的人是朴素大气的。他说到哈代，曹雪芹，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脸上佩服透顶。不少人讨厌木心，说他做作，小气，太精致，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不想在这里说。我的问题反过来：我们恐怕不知道，也不承认，我们的语境是一片泥浆，一片浑水，哪里懂什么叫“做作”？什么叫“小气”？

《新周刊》：他隐居的态度跟陶渊明的影响有关系吗？

陈丹青：这是天性。换在一九四九年前，换在法国英国，他也会隐居。他是“老牌个人主义”，生来不喜欢“群众”，同时，非常害羞。但他和所有艺术家一样，渴望名满天下。他退避，隔绝，知道自己是天才，同时渴望被阅读，渴望光荣。

《新周刊》：对于误解他是自知的？他还说过：一个人的知名度来自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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