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优越——可以说他们不同，没错，但不能比较谁更优越。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自认有权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爱国主义则完全不同。爱乡之情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我想起康帕尼斯之死。我认识康帕尼斯的时候，他是加泰罗尼亚的主席，那是在西班牙共和时期。有些事情我跟他意见相左，但他是个爱国者，是个优秀的律师，支持加泰罗尼亚劳工阶层的奋斗目标。当法西斯分子夺取了政权，康帕尼斯和一些共和党人领袖逃往法国。佛朗哥要求将他遣返，而法国贝当元帅的政府从命了。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将他处决了。面对行刑队，康帕尼斯点燃一根烟，脱掉鞋袜。他死的时候想要脚踩着加泰罗尼亚的土地。

在巴塞罗那，我的运道突然好转。在巴黎那些日子的困苦、匮乏和无常，很快就成为过去。我的老朋友兼老师加西亚刚刚辞掉他在市立音乐学院的教职，准备移居阿根廷。在我还是个十一岁男孩的时候，他让我认识了大提琴的美妙。我受邀去接任他在学校的职位，同时，我也接下教导加西亚私人学生的事务，以及他在教堂仪式中的演奏工作。几个月之后，我被聘请去里塞奥高等音乐学院任教，同时获聘为歌剧院管弦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突然间，我的工作多得做不完！

教育工作如今占去我大部分时间。对于我逐渐成为成熟的音乐家，那是个重要的时期。我从不曾刻意将教与学划分开来。当然，一个教师应该要比学生懂得多，可是对我来说，教就是学。当年在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如此，如今仍是如此。

我继续努力修习演奏技巧。我下定决心，不受过去任何成规阻碍——向过去学习，但不要被过去羁绊。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在大提琴演奏上达到最佳效果。我一向认为技巧是手段，而非目的。一个人当然要掌握技巧，但同时也不能被技巧束缚，而必须明白运用技巧的目的在于传达音乐的内在意蕴、音乐的讯息。最完美的技巧就是那种完全不露痕迹的技巧。我一再自问：“做这件事最自然的方式是什么？”我把我在市立音乐学院求学时摸索出的指法和弓法教给学生，让他们认识到放松的重要性。演奏大提琴时，左手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必须不断练习以维持灵活。我示范给学生看，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演奏时可以放松左手和手臂，哪怕只是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在这一切之上，我强调最重要的是尊重音乐，明白艺术家在为一位作曲家的音乐注入生命时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当然，没有什么能取代努力。我自己不断练习，我一生中都是如此。曾有人对我说，我演奏大提琴如小鸟飞翔般轻松。我不知道小鸟在学习飞翔时费了多大的力气，但我很知道我在大提琴上下了多少功夫。演出看来轻松，是因为有台下巨大的付出。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就像我朋友阿尔贝尼茨，他从来不练习。可是这种例子很少见。熟练几乎源自最大的努力。艺术是苦练的产物。

当夏天来临，我在巴塞罗那的工作减轻了许多。市立音乐学院放假了，其他工作也暂时中止。因此，当我获邀去埃斯品浩的一家赌场演奏时，我欣然接受，那是葡萄牙海岸波多市南边的一个度假地。前往该地会经过马德里，我心想若能再见到墨菲伯爵该有多好。对于前一年我前往巴黎时，我们之间的误会，我仍然感到遗憾。我写了一封信给伯爵，叙述所有的事，告诉他我将前往埃斯品浩表演，问他在我行经马德里时愿不愿意见我。我焦急地等待他的回复。他回信说：“尽快来。”他就是这么和气，而且体谅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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