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正坐在那儿，受伤的手上打着石膏，格特鲁德说：“你看起来就像埃尔·格列柯[2]的《手抚胸膛的贵族男人》里的那个男人。”

我大笑，告诉她：“就算我不能演奏，我的手指头也要搁在代表着艺术与音乐的那件乐器上。”

后来那些年里，格特鲁德和她的另一个哥哥里欧·斯泰因移居巴黎，我常见到他们。在巴黎她成为文艺界的传奇人物，里欧则成为知名的艺评家。我每次去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小公寓拜访格特鲁德，都能看见她在阅读，里欧在画画。公寓墙上挂满了画作。“这些画，”她对我说，“都是那些无人闻问的年轻画家画的。”那是亨利·马蒂斯、毕加索和其他画家的作品。我在一八九〇年代末期见过毕加索，那时他还是巴塞罗那一名学艺术的学生，即便是那时，我也极为欣赏他的作品，虽然我们从不曾在巴黎相遇……

我首次造访旧金山时，跟一位名叫特蕾莎·赫尔曼的年轻女子建立起一段珍贵的友谊，她父亲是犹太教牧师。她弹钢琴，妹妹拉小提琴，她也参加了那次爬塔玛佩斯山的难忘之旅。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将近七十年。我每次去加州，都会跟她见面，当一九五〇年代在波多黎各首次举办卡萨尔斯音乐节时，她也前来观赏演出。最近她去世了[3]，我很难过。她属于我早年那些朋友中仅存的几个。是的，许多回忆仍在，可是，唉，很多朋友已经离世。

一九〇四年，我第二次前往美国巡回演出。我跟纽约大都会管弦乐团首度同台，演奏圣桑的大提琴协奏曲。同一季里，理查·施特劳斯首次于纽约演出他的交响诗《堂吉诃德》，我担任大提琴独奏，由那位伟大的作曲家亲自指挥。那场演出颇受好评，可是有些负责宣传的人认为我应该表现得更戏剧化一点儿。当时流行戏剧化的演出，一个人的音乐才华多寡甚至要根据他头发的长短来判断。我的头发一向不长，事实上，我已经开始脱发。经纪人对我说，假如我在演奏时戴顶假发，我在美国的演出就能拿到高出几倍的酬劳……

那次巡演中，我的经纪人让我有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在职业生涯中，我尽可能避免处理金钱事务。当然，生活中不得不用到金钱，而且我知道金钱有时是被用来做利他的用途。但我觉得金钱有种可厌之处，不喜欢亲手处理。巡回演出过程中，财务事宜都是由我的经纪人处理。他们会替我收取酬劳，再为我存入账户。第二次美国巡演时，我的经纪人也这么做了。可是那一次，我发现他从我每一场音乐会中收取的报酬，远远超过他告诉我的对方支付给我的酬劳。我非常生气，不是为了那些钱，而是因为那个人不诚实。

等到巡演结束，回到纽约，我给经纪人打电话，请他到我下榻的饭店。他提议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但我说不，应该到我这儿来。我走到大厅，把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放在饭店入口的旋转门旁边，在那里等他。等他来到，我请他在那儿就座。

他问：“巡回演出怎么样？”

我说：“都很好，除了一件事。”

“什么事？”他问。

“我的经纪人是个小偷。”我说。

他的脸色变白，惨白，眼睛睁得很大。“你说什么！”他说。

“不，”我告诉他，“撒谎没有意义。我很清楚你从我每一场音乐会中拿到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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