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后来的发展冲淡了我们的喜悦。那年冬天，希特勒预期联军将会在欧洲大陆登陆，为了自保，他占领了整个法国南部。德军驻扎在普拉德，我头一次生活在那些佩戴着令人憎恶的纳粹标志的人当中。自从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我就拒绝去德国演奏，德国是贝多芬和巴赫的出生地，对我而言原本是那么亲切。现在纳粹来到了这儿，我们可以说是德军的俘虏。

如果说在那之前我们的处境很艰难，那么如今我们的处境就是几乎无法忍受。纳粹一直监视阿拉韦德拉和我，他们知道我们与法西斯主义为敌。再者，法国乡间的抗德游击队开始行动，有西班牙难民加入他们，这些难民有的是从集中营逃脱，有些则是偷偷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德军怀疑我们跟这些游击队有联络，纳粹的秘密警察定期来搜查我们的房子。我一直想不透他们希望找到什么。不过话说回来，我当然猜不出这种人的内心在想什么。总之，他们让我知道，假如他们果真找到想要的东西，那么我就有苦头吃了。一个伪装跟纳粹交好的法国人告诉我，阿拉韦德拉跟我的名字都排在纳粹黑名单前列，必要时他们会逮捕或处决我们。

我一直认为自己会被逮捕。可是，也许纳粹害怕此举会引起舆论的责难，他们知道我在世界各国有许多朋友。例如，纳粹占领普拉德之后不久，美国一群知名音乐家就曾经请求德国政府让我离开法国，并且准许我安全通行至葡萄牙，这群音乐家包括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和尤金·奥曼迪。而且我猜想就算在纳粹德国，也有一些重要人物仍旧以爱乐人士自居。

虽然我有人身自由，我只算是遭到软禁，但是我的生活实际上已经处于挣扎求生状态了。在纳粹来之前，食物就已经很匮乏；如今在纳粹统治下，食物配给变得更加严苛。他们把物资分配给讨他们喜欢的人，不在乎其余民众挨饿。在科雷特别墅，我们大多时候靠水煮芜菁、豆子和其他蔬菜维生。牛奶或肉类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品。如果我们找到一两颗马铃薯，就值得庆祝了。我们生病也没有药物。在冬天里的另一个麻烦是寒冷。我们没有煤炭，也很少有柴火，每天我都会出门，拄着拐杖，一跛一跛地去收集从树上掉落的树枝。我在室内室外都穿着大衣。我一向怕冷，如今风湿病开始折磨我，虽然我仍坚持练习，但是演奏大提琴对我来说日渐困难。大多数时候我觉得又病又倦。

一九四三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事后回顾，我认为这件事对支撑我度过剩余的战争岁月有很大帮助。当时我开始谱写那部神剧《马槽》。在那种局势下，我心中无疑需要从事这类工作。不过，决定谱写这出神剧是个偶然的际遇，这种事情往往如此。

有一天，阿拉韦德拉和我从友人处得知在佩皮尼昂正筹办一个加泰罗尼亚语言与诗歌艺术节，将给以加泰罗尼亚语写作的作品颁奖。阿拉韦德拉提交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在他从西班牙越过比利牛斯山时随身携带的笔记簿里，他没有告诉我这件事。那是好几年前他在巴塞罗那写的长诗，为了他五岁的女儿玛西亚而写。事实上，他是应女儿的要求写的，让他们能在圣诞夜时于他们搭建的迷你马槽边合唱使用。

在佩皮尼昂的艺术节上，阿拉韦德拉的诗获得一等 奖。当我听见那首诗在艺术节中被朗诵，深深被它的美感动，它是那么简单，却又那么深刻，一如耶稣诞生的故事本身。于是我下定决心，要给这首诗的文字谱上曲。我没把这件事告诉阿拉韦德拉。艺术节隔天，我偷偷在房间里开始谱曲。下一个月是六月，在阿拉韦德拉生日那一天，我拥抱他，祝他生日快乐，然后说我要送他一件令他惊喜的礼物。我领着他到钢琴旁边，弹奏那首曲子的开头片段，同时唱出他那首诗的文字。然后我跟他说我计划给整首诗谱上曲。

接下来两年里，我都在谱写这首曲子。要维持工作进度并不容易，有些事令我分心，有时候我过于饥饿、疲倦，无法好好专注在音乐上。不过，每天早晨，趁着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在钢琴上弹过巴赫之后，我就努力作曲几个小时。尽管我们生活物资匮乏，承受着疑惧和忧伤，但作曲滋养着我的精神。在战争的残暴当中，我写着关于那位“和平之子”的音乐，就算人类的苦难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它也言及人类漫长苦难结束的一日，而人类终将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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