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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藻，广西人，是故相满人鄂尔泰的门生，累官内阁学士，时为湖南学政，所著《坚磨生诗钞》，被乾隆细加挦撦，从书名到字句，一一吹求，认为皆含讥刺怨怅，对国号、对时政，都肆为诽谤，连他所出的考题《乾三爻不象龙说》也解释为是对"乾隆"谐音廋义式的低毁（等于说弘历是"望之不似人君"了！），而鄂尔泰之侄鄂昌，身为"满洲世仆"，曾官居广西巡抚，不但对广西人胡中藻的"悖逆"不加纠举，反而"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是为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以"违天叛道，覆载不容"被杀，鄂昌以"负恩党逆"勒令自裁（当时的说法，是"赐自尽"）。在此案内被挂累的还有宗室诗人塞尔赫的《晓亭诗钞》。因此传谕八旗："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矆；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侈口吟咏，自蹈嚣陵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及胡、鄂一案既结，又下了一道命令，说道：
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鄂昌）又以史贻直系伊伯父鄂尔泰同年举人，因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于人数乎！？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著通行晓谕部院八旗知之。
从此，八旗满洲连作诗学文也要犯罪，和汉人文字往来、朋友交契、论弟称兄，都是"国法"所不容了！
请看，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地摧残文学活动、挑拨离间满、汉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满洲人舒坤在批注《随园诗话》时就说过："时帆诗才，为近来旗人中第一。尝以京察引见，高宗（乾隆）恶其沾染汉人习气，不记名。"时帆，即内务府包衣旗人蒙古法式善，是旗人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实，要讲"沾染汉人习气"，那乾隆本人应该是毫无愧色地身居天下第一，他无时无地不在题诗作字，笔墨遍处濡染，古人字画卷轴上，名园湖石山坳里，都有他的"疥壁"的御笔宸翰。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了。
上述的这类事实，过去的历史家能够注意的，大都也只作为片面强调清代满、汉民族矛盾、旗人压制汉人的迹象和事例来看待，而往往忽视了这些迹象的内在真实意义，不能从八旗满洲集团内部分化以及满汉汇流的更重要的一方面来理解历史，因而也就难以解释在乾隆死后的十多年上、嘉庆正在申禁宗室、觉罗人等与汉人结婚的时候，就发生了"林清犯阙"的大事变（注：在前此（嘉庆八年）已有"孤身男子"御厨子满洲人陈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驾"的"异事"发生了。陈德即八卦教徒。）--畿南的八卦教首领林清，联合了滑县的教首李文成，获得了汉军旗人曹纶、曹福昌父子的策应，并有宫内太监刘得才、刘金、张太、阎进喜等多人和御书房的苏拉（白身闲散满洲人供役者）作为内应，仅数十人就打入皇城，直指大内。这事件，虽然计划欠周，行动过于草率，也竟使皇室王公近侍等竭二日一夜之力，才搜捕"平定"，统治宝座几乎一旦倾覆，震动远近；以致嘉庆（起初都不敢再回到北京来了）下"罪己诏"，不得不承认说出"寇贼叛逆，何代无之；今事起仓卒，扰及宫禁，传之道路，骇人听闻！非朕之涼德，何以致此？"的实话。--这绝不是突然而起、偶然而生的事故。这是统治集团严重分化最有力的说明。
介绍曹雪芹而讲到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些"离题太远"了呢？这则牵涉到对"远""近"怎样看法的问题。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卷八）说过这样一段话：
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丰润丁雨生中丞抚江苏时，严行禁止，而卒不能绝，则以文人学士多好（hào）之之故。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gǔ）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緜惙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遂死，杭人传以为笑。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练亭之子雪芹所撰（注："练亭之子"说盖为袁枚《随园诗话》所误。"楝"误作"练"，亦由袁枚始。按"楝亭"为雪芹祖父曹寅别署。）。练亭在官有贤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撰是书之果报焉。（注：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也说："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汉军举人也。……然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陈六舟《谈异录》亦载："（雪芹）子孙陷入王伦逆案，伏法，无后。"）。
这就是把林清事变和曹雪芹联系在一起的文献。这所说的曹勋，即是曹纶。曾有历史家考证曹纶隶属汉军正黄旗，其伯祖名瑛，历官工部侍郎，世人殆因"曹寅""曹瑛"音近，致相讹混，实际和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并无关系。从纯考据和简单的是非正误的角度来说，历史家的分辨自然是对的；但是若从研究当时社会心理和八旗集团内部汉族旗人的思想分化情况来看，则笔记家所记下的人们把天理教反清和曹雪芹作《红楼梦》这两件事联在一起的现象，仍然是有其社会意义而值得注意的（注：不妨参看这一事例：镇压天理教的那彦成，碰巧正是最恨《红楼梦》的人。）。我们只要看一下，曹纶、曹福昌父子事发后，前后该管的都统、副都统禄康、裕瑞（即《枣窗闲笔》的著者，此书曾论及《红楼梦》与曹雪芹之为人）等，皆革去宗室顶戴，即日发往东北，永不叙用，福庆、德麟、拴住等皆或革职、或罚俸，其馀参领、副参领等亦皆拿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隶屯居汉军旗人听州县管辖，同民人编入保甲"--这就是干脆划出旗外，不再当自己的爪牙看待了。同时，豫亲王裕丰，因其属下桑堡村居住的"包衣闲散陈爽（他是此案内一重要人物）等党恶多人，率先肆逆，于九月十五日在紫禁城内滋事"，裕丰因此罚俸十年，并通谕"各王及贝勒、贝子、公等，嗣后各将所属包衣佐领人等留心稽查，……断不可姑容隐匿！"（裕丰后来又因其包衣祝海庆与教犯祝现为同族，隐匿不报，革去王爵，令在"府外闲房居住，不准出门"。裕丰就是曾作《枣窗闲笔》传写雪芹的裕瑞之兄，是多铎的六世孙）。所有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当时一部分八旗包衣，汉军兵丁，宫内太监，苏拉人等，这些统治集团下层人员或奴仆阶层（教首林清就是家僮出身），都和人民一起，参加了秘密起义组织，用行动来推翻清室的统治（注：至于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也不无分化之例，如上述的豫亲王裕丰，即是显例；还有《啸亭杂录》详记"犯阙"经过中，曾一再提到某些宗室对搜捕"教匪"所表现的令著者昭槤十分惊异的奇怪或冷漠态度，至言宗室原任大学士禄康为"其心实叵测"。稍后又有觉罗常鼐，与满人尼莽阿，归附邪教一案。）。诚如嘉庆的罪己诏所说："变起一时，祸积有日"，上述的这些和人民较为接近的下层旗人，对黑暗统治压迫的不满和怨愤，竟至使他们终于决心参加起义反抗，这在封建时代是多么严重的事态，足见这些人的思想分化是多么积久而日趋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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