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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类登高凭眺之作,描写眼前景象,作奇伟语容易,抒写心中情思,作性情语实难。岑参诗“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诸句,气象恢弘,笔力雄健,不让杜诗。但最后却说“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生消极厌世之想,令人有前后不称之感。而杜诗下半首“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四句,写山河破碎,一望苍然。以兴起“最是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意。“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上二句思古,以虞舜苍梧,比喻太宗昭陵;下二句伤今,以西王母在瑶池宴饮,比喻杨贵妃在华清池作乐。自张九龄罢相之后,朝廷贤臣,相继被排斥,在朝大臣,大多尸位素餐,故诗人最后以“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为稻粱谋”结束全篇。当时杜甫凭高远眺,百忧翻腾,意识到朝局日变,天下将乱,而玄宗方耽于逸乐,不恤国事,岌岌乎有飘摇崩析之惧,于是追想国初政治之隆,预忧日后荒淫之祸,通过吟咏眼前之景,写出国事杌陧之象,将胸中郁结,尽情吐出。
唐太宗所作,褚遂良所书,藏于大雁塔内的《圣教序》(局部)
《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一年载:“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此诗以忧患意识,写出时代缩影,身世之感、家国之思,无所不包,但又只写塔上所见,句句说时事,语语是登临。胡舜陟、钱谦益将通体都看作比喻,未免过于穿凿。唯其如此,故全诗能“自首至结一气,横厉无前,纵越绳墨之外,激昂霄汉之表”(黄子云《野鸿诗的》)。苏轼《登常山绝顶广丽寺》诗:“西望穆陵关,东望琅玡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在语句上摹拟杜诗,只是由于缺少杜甫那种深切的忧患、深沉的感慨,那种发人深省的内涵,因此也就没有杜诗那种深远的意境、深刻的揭示,以及那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而这正是杜诗高出侪辈、擅誉千古之处。
非战
非战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目睹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情状,认为“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日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自由书?祈战死》),并举出杜甫的《兵车行》,作为中国古代非战诗的代表作。
王嗣奭、王道俊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八年(749),当时哥舒翰穷兵吐蕃,损失惨重。黄鹤、钱谦益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年(751),当时鲜于仲通出征南诏,兵败泸南。其实,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边衅既开,海内骚然,国家凋弊,民不聊生,故诗人完全可能假托征人自诉之词,抒写愤激之情。如果局限在某一件事上,反而抛却了作品深刻的现实意义。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剑各在腰。耶孃(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首段瞥然而起,但写行色,不言其事,如风起潮涌,一气喷薄。前面以人哭开始,最后又以鬼哭呼应:“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清人方东树说:“结与起对着,悲惨之极,见目中之行人,皆异日之鬼队也。”(《昭昧詹言》)驱民锋镝之祸,一至于此!更可悲的是:“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元人吴师道说:“寻常读之,不过以为漫语而已,更事之余,始知此语之信。盖赋敛之苛,贪暴之苦,非无访察之司,陈诉之令,而言之未必见理,或反得害。不然,虽幸复伸,而异时疾怒报复之祸尤烈,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虽’字、‘敢’字,曲尽事情。”(《吴礼部诗话》)役夫不敢申诉的怨恨,以更加悲愤的感情、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杜甫诗中表现出来。
对于这种向外扩张的战争,清代诗人王昙曾持肯定、赞美的态度:“西域河沙古未开,氂牛徼堠接轮台。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汉武帝茂陵》)但实际情况并不像王昙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文、景之治,决不会有西汉前期国势的强盛和繁荣;如果没有文帝、景帝这些“守文之主”留下的巨大财富,“穷兵帝王”武帝决无力量对外发动战争。但其北讨强胡、南伐劲越的结果,是海内虚耗、人口减半、民变蠭起、国家危殆,就像一个好在外面惹事生非的败家子,将祖宗辛辛苦苦积下的一点家业差点败光。武帝晚年,深感前非,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征和四年)杜甫在诗中,称唐玄宗为武皇,就穷兵黩武,将一个强盛的帝国引入危机四伏的衰败之路这上面看,两人确有极其相似之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正是当时社会真切、形象的写照。受到战争伤害的,不只是数万、数十万无辜牺牲的士兵,而是所有的百姓,从边地刮起的凄凉肃杀的阴风,已经吹遍了各地。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农桑尽废,不仅将人逼到难以生存的境地,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即使没有“安史之乱”的冲击,当时的唐帝国也已经陷入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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