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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类登高凭眺之作，描写眼前景象，作奇伟语容易，抒写心中情思，作性情语实难。岑参诗“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诸句，气象恢弘，笔力雄健，不让杜诗。但最后却说“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生消极厌世之想，令人有前后不称之感。而杜诗下半首“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四句，写山河破碎，一望苍然。以兴起“最是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意。“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上二句思古，以虞舜苍梧，比喻太宗昭陵；下二句伤今，以西王母在瑶池宴饮，比喻杨贵妃在华清池作乐。自张九龄罢相之后，朝廷贤臣，相继被排斥，在朝大臣，大多尸位素餐，故诗人最后以“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为稻粱谋”结束全篇。当时杜甫凭高远眺，百忧翻腾，意识到朝局日变，天下将乱，而玄宗方耽于逸乐，不恤国事，岌岌乎有飘摇崩析之惧，于是追想国初政治之隆，预忧日后荒淫之祸，通过吟咏眼前之景，写出国事杌陧之象，将胸中郁结，尽情吐出。
唐太宗所作，褚遂良所书，藏于大雁塔内的《圣教序》（局部）
《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一年载：“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此诗以忧患意识，写出时代缩影，身世之感、家国之思，无所不包，但又只写塔上所见，句句说时事，语语是登临。胡舜陟、钱谦益将通体都看作比喻，未免过于穿凿。唯其如此，故全诗能“自首至结一气，横厉无前，纵越绳墨之外，激昂霄汉之表”（黄子云《野鸿诗的》）。苏轼《登常山绝顶广丽寺》诗：“西望穆陵关，东望琅玡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在语句上摹拟杜诗，只是由于缺少杜甫那种深切的忧患、深沉的感慨，那种发人深省的内涵，因此也就没有杜诗那种深远的意境、深刻的揭示，以及那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而这正是杜诗高出侪辈、擅誉千古之处。
非战
非战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目睹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情状，认为“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日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自由书?祈战死》），并举出杜甫的《兵车行》，作为中国古代非战诗的代表作。
王嗣奭、王道俊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八年（749），当时哥舒翰穷兵吐蕃，损失惨重。黄鹤、钱谦益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年（751），当时鲜于仲通出征南诏，兵败泸南。其实，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边衅既开，海内骚然，国家凋弊，民不聊生，故诗人完全可能假托征人自诉之词，抒写愤激之情。如果局限在某一件事上，反而抛却了作品深刻的现实意义。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剑各在腰。耶孃（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首段瞥然而起，但写行色，不言其事，如风起潮涌，一气喷薄。前面以人哭开始，最后又以鬼哭呼应：“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清人方东树说：“结与起对着，悲惨之极，见目中之行人，皆异日之鬼队也。”（《昭昧詹言》）驱民锋镝之祸，一至于此！更可悲的是：“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元人吴师道说：“寻常读之，不过以为漫语而已，更事之余，始知此语之信。盖赋敛之苛，贪暴之苦，非无访察之司，陈诉之令，而言之未必见理，或反得害。不然，虽幸复伸，而异时疾怒报复之祸尤烈，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虽’字、‘敢’字，曲尽事情。”（《吴礼部诗话》）役夫不敢申诉的怨恨，以更加悲愤的感情、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杜甫诗中表现出来。
对于这种向外扩张的战争，清代诗人王昙曾持肯定、赞美的态度：“西域河沙古未开，氂牛徼堠接轮台。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汉武帝茂陵》）但实际情况并不像王昙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文、景之治，决不会有西汉前期国势的强盛和繁荣；如果没有文帝、景帝这些“守文之主”留下的巨大财富，“穷兵帝王”武帝决无力量对外发动战争。但其北讨强胡、南伐劲越的结果，是海内虚耗、人口减半、民变蠭起、国家危殆，就像一个好在外面惹事生非的败家子，将祖宗辛辛苦苦积下的一点家业差点败光。武帝晚年，深感前非，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征和四年）杜甫在诗中，称唐玄宗为武皇，就穷兵黩武，将一个强盛的帝国引入危机四伏的衰败之路这上面看，两人确有极其相似之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正是当时社会真切、形象的写照。受到战争伤害的，不只是数万、数十万无辜牺牲的士兵，而是所有的百姓，从边地刮起的凄凉肃杀的阴风，已经吹遍了各地。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农桑尽废，不仅将人逼到难以生存的境地，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即使没有“安史之乱”的冲击，当时的唐帝国也已经陷入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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