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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情
喜情
在实际生活中,人逢喜事,常有迫不及待向人夸示之意,而于穷苦之际,则郁郁寡欢,不欲多言。但在文学创作中,情况却正好相反,用韩愈的话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品,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到杜甫的诗篇、曹雪芹的小说,无不抒写忧患之思、愤激之情,而表现喜悦之情的优秀作品,则比较少见。这也许只有通过研究人的心态,才能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喜悦之情的产生,常常由于某种目的的达到,这时人确实会引起一阵或强或弱的情绪波动,涌起一种按捺不住的感情,迫切地想告诉他人,让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悦,或羡慕自己的成功。但人的欲望是无限制的,随着一个目的达到,必然会有另一个目的出现,这时整个身心又会转入对新目的的追求,原来的情绪波动很快就会平息下来。悲哀的情绪则相反。人产生悲伤之情,通常是由于失去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又总是和血缘、情爱、理想、事业连在一起,其价值因人而异,一般为某人专有,故因失去而产生的悲哀,难以喻之他人,因此也就不欲多言。凡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其价值的东西,都在失去后显得格外可贵,故因悔恨而引起的思念,常常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可见,悲哀之情的强度和复杂性,都要远远超过喜悦之情。情绪的强度愈大,整个自我为其支配的倾向也愈大,从主观上讲,作者表现悲哀之情的冲动也更大。用文字表达情感,往往要经过沉思的阶段,从客观上讲,悲哀之情也更宜于表达。况且郁结在胸中的情意总得有个宣泄之处,如果不能付之于言,那么付之文字的欲望势必更加强烈。
“拾遗苦被苍生累,赢得乾坤不尽愁”(陈献章《吊杜公墓》)。“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骚人”(屈大均《杜曲谒子美先生祠》)。在历代诗人中,没有谁比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愤激之情更深了。但不能因此说,杜甫不善于抒写喜悦之情,杜诗中没有欢快之作。当诗人在鄜州探亲时,听到唐朝军队已经逼近长安,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字字快利,笔笔含有喜气,一片欢快之情,飞动纸上。回到长安后,又作《洗兵马》,写春日暄妍、百官欢忭之状,如在目前,喜悦之意,浮动笔墨之间。宋代张戒说杜甫作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喜怒哀乐,不择所遇,一发于诗。盖出口成诗,非作诗也”(《岁寒堂诗话》)。无论写喜写忧,都出于诗人的至性至情,从心中涌起,从笔下流出,留在纸上,表现在诗中,和读者的性情相合,从而激起共鸣,感动他人。前人都认为,在历来描写喜悦之情的作品中,还没有哪一篇能和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相比。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当时严武奉命还朝,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无法在成都生活,寓居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这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近八年,距杜甫弃官西去,举家南游,也已四年。在此期间,诗人饱尝流离之苦,无时无刻不希望能早日平息叛乱,归还家园。这种希望,在抑郁之情的煎熬中,已经达到极其紧张的水平。一旦听到官军直捣叛军巢窟的消息,想到天下就要太平,返回故乡的希望就要实现,原先情绪的极度紧张突然得到解除,必然会破愁为喜,产生极度的欢乐。“剑外忽传收蓟北”,正是这个“忽”字,使诗人惊喜欲绝,在感情上掀起极大的波澜。
“漫卷诗书喜欲狂”,没有这种情绪上的剧烈变化,没有这种狂喜激起诗人不可抑制的诗情,决写不出这样感人的文字。这种狂喜之情,常常突然在某些人的心中激起,又很快从他身上消失,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感受,但很少有人能逼真地将它表现出来。杜甫这首诗,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这些动态的词语,从神色、心情、举止等各个方面,写出诗人在仓卒之间,兴奋激动,既惊且喜的情状,真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梁启超说:“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的《公无渡河》是同一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情圣杜甫》)这首诗一气流注,其疾如飞,浑灏流传,沉着激昂,与轻滑流利者有别;晓畅明白,如行云流水,绝无装饰,愈朴愈真,又与粗率浅薄者不同。全诗无一字不喜,无一字不跃,将一种狂喜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古今喜情诗的绝唱。
盗贼本王臣
盗贼本王臣
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余万人入侵,直逼长安,京城震骇。代宗束手无策,只得逃离长安,出奔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吐蕃进入长安,纵兵烧掠,长安成为一座空城。郭子仪将四千士卒,虚张声势,以迷惑敌军,吐蕃疑惧,全军退出长安。十二月,代宗返京。当时杜甫正在阆州(治所在今四川阆中)、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由于地处僻远,直到第二年春天,方才得到确切消息。吐蕃虽已退兵,但致乱因素尚在,杜甫心怀忧虑,作了《有感五首》、《伤春五首》等诗,以期惩前毖后之效。这些作品,评述时事,如同奏疏,言辞恳至,针砭痛切,伤今追昔,忧深思远,一时感触,千载常新,“在公生平为大抱负,即全集之大本领”(《杜诗详注》引黄生语),“皆救时之硕画,报主之赤心,自许稷契,真非窾语”(《杜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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