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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有可能的其实是：谢藤比公认为最擅长撒谎的心理学医生更擅长如此，让他成为一种“薛定谔病例”。

“你用什么方法骗过医生的？”闻哲问谢藤，“逆塑心理表征？”

“逆什么？”谢藤眨眨眼，笑起来，“你在说什么？”

“你是用什么思维方式来面对心理评估的？”闻哲修正了自己的说辞，“或者说，中式还是西式？”

谢藤的笑容僵在脸上。

闻哲确定了自己的揣度。

“每份报告，分别，多次测试？”他跳过了“某翻译”，挑选简单的英文单词直接询问医生。

“是的。”这种简单的句子医生当然能听懂，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能说，“每次，结果，不同。只好，多次。”

闻哲得到确定的答案，再度看向谢藤，笃定地对他说：“你在面对心理评估时，肯定先用中式的方式思考，然后再转换成俄语回答。”

乍看只是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实则是通过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另类视角，对阐述过程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譬如：贴面礼，在东方至今都是轻浮的表现，连父母都很少在孩子长大后继续如此，而在西方却是常见的日常礼仪。可想而知谢藤完全能利用混血优势，把对东西方文明和多种语言的了解相结合，让原本从外界投射入精神世界的部分变得可以反之向外输出不同的文化特性，继而组合出不同的心理表征，让每一次评估展现出其中一种症状，下一次再展现另一种……如此反复，凑出一堆让医生无法判断主次的“大杂烩”。

就像谢藤一方面能像任何西方人那样，随时随地都能肆无忌惮的大笑，把一切情绪外放，让发散式的感情处理机制——包括性，成为他发泄压力的途径，另一方面又会将自己的情绪阻隔在高墙之内，因为他受东方文明影响的比重更大，让爆发点普遍偏高的特性吞噬了的情绪表达能力。

崩溃因此变得无可避免，一旦崩溃根本无人能阻止。

闻哲无法评判这样的谢藤究竟如何，但无可否认的是，在接近东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时，必须尽可能放慢速度，循序渐进地成为他们的朋友，在他们痛苦的时候出言安慰，适当给予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随后只要安静的等待，他们就会主动吐露心声；而在西方背景的人则恰好颠倒过来，要迅速，直接，无论身体还是情绪——这些都是闻哲刚开始接触谢藤时没来得及注意到的部分，现在已经来不及补救了。

闻哲的话让谢藤和医生又陷入了刚才的状况。

医生反复催促，谢藤不做翻译，闻哲不知道如何把如此的结论用医生能听懂的简单英文翻译出来。

谢藤的沉默延续了足有十分钟，也被医生谩骂了如此久，在闻哲觉得谢藤不会再开口的时候，他终于出声：“医生认为我没有康复，觉得我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但我觉得自己很稳定，只要没有遇到特别糟糕的事情，我都不会有事。我的母亲也是。她始终觉得我需要治疗，需要监管，却从来意识不到她才是更需要这些的那一个……我把她的行为理解成对自己孩子的关心溺爱，但我理解不了医生关心我理由。因为我并不是他的孩子。那么你呢？”

他问闻哲。

“你既不在乎金钱与权势，又不在乎情爱与其他，甚至连跟谁上床、什么姿势都无所谓。如果只是因为岛，我已经答应你了，你又何必对这些事刨根问底？是什么在驱动你，让你如此执着地探知关于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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