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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红最近发表的论文，兼用日记、朱卷、报刊等资料，考察了辛丑科举改章及其在随后的岁、科试和乡、会试中的落实情形及一些士子的反应，对癸、甲会试有所论述，并由此追寻停废科举的原因，认为1902年之后，在科举与学堂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的学堂“。该文在史事与观点上均有创获，惟篇幅有限，未能展开，亦间有舛误。值得注意的是，关晓红强调戊戌至甲辰科举改章的成效及问题，特别是其与停废科举的关系，仍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54]确是实情。
与此同时，有关进士馆的研究亦有新进展。2003年，程燎原考述了1907年、1908年在法政速成科毕业的一批进士姓名及授职等情况。[55]2004年，李贵连等按时序勾勒了进士馆的历史。[56]随后，周君闲就进士馆的设立目的、学习内容、考核奖励办法、作用做了铺叙。[57]宋方青强调进士馆法政教育与日本因素的关系。[58]韩策重建了进士馆开馆初留学生教习的史实，讨论了他们向进士学员传授“新知“时的尴尬身份和授业困窘。[59]李林考察了进士馆的开设、生源、师资、课程、毕业考试授职与停办、游学等方面，尤其在师资构成、进士游学法政速成科方面，发掘新材料，贡献尤大。[60]从以上回顾来看，进士馆受到了不少注意，这与它的重要性是相称的，只是在史实考订和思路阐释方面还可继续拓展。
在癸、甲进士群体方面，清季立宪派的重要成员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早已广受关注。近年更有以汤化龙、黄远庸、郭则沄等人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61]熊范舆的传记亦新近出版。[62]《癸卯汴试日记》的作者癸卯科进士孔昭晋也有了个案研究。[63]由于癸、甲进士人数多、领域广，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的各类论著多少都有涉及，尤其是其中的知名进士。但是，许多进士今日名虽不显，甚至已被遗忘，但当日实为全国名流、地方贤达，其在清季民初的活动和影响还可发掘资料以呈现。更重要的是，从最后的进士精英群体角度着眼，癸、甲进士可研究的空间极为广阔。
三 思路与内容
综上所述，有关清季科举制变革的既存研究，在科举改革、停废的原因、方案、过程以及社会影响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这既为本书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亦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加了不小难度。窃以为，这一论题还可从以下方面推进。
首先，很可能因为科举制最终走向停废，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便以“后见之明“努力寻找停废的“线索“，故而有意无意地轻忽了对于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考试本身的细致研究。虽然最近几年略有改观，但学界对辛丑科举新章以及癸、甲会试的实际运行、成效与局限、朝野反响等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有限。研究科举改制，辛丑科举新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政务处、礼部奏定科举章程的准确内容及其流变还不清楚。乡、会试中场次与题量调整、分场去取、废除誊录等制度设计的立意所在与利弊得失，督抚与决策高层的争论与妥协，尚欠深挖。
这也缘于既往研究多从主张改、废科举的趋新督抚入手，故对中枢、翰林院、礼部在科举改制中的思路和举措观照不够。其实，新政伊始，中枢高层、礼部与东南督抚以及督抚之间在科举问题上分歧甚大，在在影响着科举改制的进行。同样重要的是，在科举改制议题上，中央高层也有自己的思路和举措，并非只扮演督抚的“合谋“角色。事实上，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与辛丑科举改章相配套，正体现了瞿鸿禨、荣庆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此外，癸、甲会试和进士馆的实际运行及成效局限，均关系科举制的走向和众多士子的命运。在上述问题未经清理之前，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力度与运行图景尚不完整清晰，匆忙就科举问题下结论，似嫌根基不稳。
其次，关于清季科举的既存研究有一个倾向，即对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影响罗列、推阐较多，而对科举考试活生生的参与者相对关注不够。这既包括考官，也包括众多士子及其亲朋师友。迄今为止，举人刘大鹏、秀才朱峙三因有日记出版，受到了较多关注，温州地方士子张棡、林俊因有日记存世，亦开始成为研究对象。史学研究受材料导引与限制，本是无可奈何之事，然而，材料丰富（包括大量日记书信）、影响更大的癸、甲二科进士群体在科举制变革前后的心路历程和调适因应，在清末民初剧变时代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我们尚缺乏相对整体的把握。
进言之，对个体士子的不断研究是我们知人论世所不可或缺的，恰到好处的深耕细作或许还可见微知著，以点及面。但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士人群体为对象进行考察，既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又观照其内部的差异、分化和复杂性，又具备个体研究难以替代的功能。与此同时，包括乡村士子在内的中下层士人在科举制变革前后的际遇、反应与命运，无疑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不过，如欲理解传统士大夫在清季民国的转型与命运，更精英的进士群体即使不应该受到格外关注，至少也有充足理由受到同等观照。事实上，正如沈云龙所言，废科举前的癸、甲两科进士此后“或为地方疆吏，或为军系谋主，或驰骋议坛，或潜心著述，竺旧骛新，各坚所守，无不蜚声于时。今日史家所称之复辟派、激进派、研究系、进步党、交通系、安福系诸巨子，胥孕育于斯，其于清末民初世运之推移，影响殊巨，则非当年主持抡才大典者所能前知矣“。[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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