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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报刊。此类资料，尤其是其中的日报材料数量很大。本书的写作颇得益于这些丰富的鲜活资料。惟利用报刊材料须前后通看，因为报纸“有闻必录“，且多追踪报道，故经常出现后面报道补充，甚至更正前面报道的情况。同时，更须将报刊材料与档案、日记、书信等材料对勘，使用起来方较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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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第3册，文集之23，中华书局，1989，第68页；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18页；刘海峰《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71页。

[2] 辛丑科举新章规定甚详，对戊戌新章也颇有损益，尤其是改“分场去取“为“三场合校“。详第二章第一、二节。

[3] 即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癸卯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习称癸卯科），癸卯恩科乡试以及甲辰恩科会试。本书对科举改制后考试实践的探讨，主要以两科会试为对象，兼及乡试，但不拟牵扯过多。因为中央一级的会试在科举考试中级别既高，更受瞩目。对于乡试及生、童岁、科试，将来可以继续探讨。

[4] 虽然诏令“三场合校“，但从阅卷、荐卷的程序和操作观察，可知首场最重要，大抵三场的重要性逐渐递减。详第四章第三节。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81页。

[6] 参见林志宏《世变下的士变：科举废除和知识阶层的定位（1900s～1930s）》，甘怀真编《身份、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第402～414页。

[7] 瞿宣颖：《科举议》，《甲寅周刊》第1卷第2号，1925年7月，第15～19页。讨论见《甲寅周刊》此后多期。以新文化自居，声讨瞿宣颖复古之罪的文章，参见健攻（魏建功）《科举议》，《京报副刊》第258号，1925年9月3日，第1～3版。

[8] 参见刘海峰《科举学的起承转合：科举研究史的千年回顾》，《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第215页；张耀翔《论科举为智力测验》，《晨报副镌》第1493号，1926年12月16日，第37～38页。

[9] 邓定人：《中国考试制度研究》，民智书局，1929。

[10] 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1；《清代考试制度资料》，黎明书局，1934。

[11] 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铅印本。

[12] 吴雷川：《清代科举制度述略》，北平《教育学报》第1期，1936年3月3日，第1～8页。

[13]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第203～210页。按，1936年初版。

[14]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15] 徐凌霄：《古城返照记》，徐泽昱等整理，同心出版社，2002；杨国强：《论科举制度力尚公平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矛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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