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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张之洞大约预计到礼部持有异议，故称“各省议复，礼部核奏，为期太迟，士心游移观望，鼓励难期“。[42]意欲不经各省议复、礼部议奏，直接下旨。不过，清廷虽未交礼部核奏，却于十月初二日交政务处议奏，以致明旨迟迟不出。张之洞急切难耐，因于初六日致电鹿传霖：敦劝“学堂毕业，请作为进士、举、贡、生员出身，及分场发榜，免去誊录各节“，“早降明旨，俾资鼓舞“。[43]

十月十五日，政务处议复称：“臣等详绎该督等原电，恐主试者有所偏重。惟分场去取，亦不免仍有偏重之弊。科举甫经改章，一时亦难遽得全才，应俟学校大兴，人材辈出后，再行斟酌办理。目前仍宜三场合校，无庸更张。至删除誊录一节，尚可试办，自应照准。“[44]当日奉旨礼部知道。[45]随后十一月初一日，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详细章程，便规定“仍合校三场，以定去取“。[46]

政务处如此决策，很可能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分场去取虽号称三场并重，且标榜尤重末场四书五经，但大多数人在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中就会被淘汰，根本没有机会参加第二场，即使进入第二场，不善“西学“，也没有机会进入第三场。与此相反，一旦进入第三场，即使四书五经不够好，但取中的选择已经不多，既然如额取中，则很可能不得不有所迁就。[47]

其次，科举甫改章，按张之洞的设计，连过三场的全才恐怕寥寥无几。吴汝纶在戊戌变法时就说，按张之洞、陈宝箴“折难士子“的科举新章，“一省不过二三人，多则十人、八人“有可能合格，若仍按旧额取中，“则向所谓抄袭旧文、草率完卷者，皆在必取，则悬格虽高，仍与向来三场策问略同，尽是有名无实耳“。[48]虽然在辛丑新章中，张之洞删去了声光化电等专门艺学，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但政务处还是认为科举改章之初，实难遽得全才。于荫霖在辛丑年九月十七日也向慈禧太后当面说：“国家造士，全为中材，如刘坤一、张之洞所议普通学，合今日臣工、士子，恐无一能交卷者，合三年而论，秀才数万，举人将数千，使之尽通，乌乎能？势必如圣谕所云，抄写洋报而已。“[49]既然士子西学水准极为有限，就更不宜只凭一场定去取。

再次，更重要的是，倘若分场发榜，大多数考生首场即被淘汰。这对于熟悉三场考毕静等出榜“红录“的考生来说，无疑是非常剧烈的变动。准备数载、辛苦跋涉、远道而来的士子，首场即遭淘汰，难免觖望，抗议生事可以预卜。在刚刚经历了庚子战乱动荡的背景下，这无疑是朝廷必须着重考虑而极力避免的。

此外，第二场西学发策，士子既感困难，考官亦觉挑战。如三场合校，便可藏拙，若分场取中，则第二场如何去取，成为科举改章伊始的难题。因此，三场合校，暗含稳定士心、防止骚乱的效果，且理论上确实可以避免只凭一场定去取的弊端，同时也缓解考官校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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