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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康熙朝将武勋提升到帝国仪典的层次，但并未特别强调康熙个人的武勇。例如早期编辑的方略原称《平定三逆神武方略》，来年便去除“神武“二字而改为《平定三逆方略》。[58]后来亲征朔漠的事迹也不刻意强调其神勇，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并不标榜其个人的军事功勋，反倒强调其与士兵同甘苦的圣明特质：

朕躬非素娴于军旅也，非熟知地势之险易也，非习于触冒寒暑也，非预谙其水草也。为所凭者天理，所恃者人心。故不怀安逸，不恃尊崇，与军士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而为此行。[59]

论者或言在亲征过程中，康熙帝未曾与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正面交锋，是玄烨无法大力宣扬其武功的原因之一，但通篇《御制亲征朔漠纪略》中详细地描述军资运送与军旅行进的细节，却只对噶尔丹最后为清军所败的事迹略微交代，整体刻画出的不是康熙帝的个人武功，却是亲征朔漠过程的劳顿和与兵士同甘苦的仁主形象，这是本章主标题以“圣“祖为名的原因之二。

对照“太祖实录图“对努尔哈赤神武形象的塑造，康熙显然无意突显个人的勋迹，而是新创方略与战碑以将武勋提升到帝国的层次。虽然对中国传统王权的家天下而言，理论上皇帝个人武勋与帝国仪典之间并无矛盾，然而康熙朝将努尔哈赤的尊号由皇太极时的“武皇帝“改为“高皇帝“，[60]透过置换努尔哈赤的个人武功形象，重新赋予其作为清帝国始祖的地位，显示了皇太极时代与康熙朝的差异。[61]第二章已经谈及努尔哈赤的个人神勇与皇太极建立大清所要建构的满洲意识是紧密扣连的；到了康熙朝，清帝国已进入不同的阶段，此时需要的是朝代制度与典范的确立，因此努尔哈赤的尊号也相应调整成历代开国皇帝常用的“高“字，可见此时期皇帝个人神武与帝国层次之间潜藏的对立关系。

如此，从康熙朝官方武勋文化的建构来看，就比较能够理解宫廷武勋图像的阙如。一方面，康熙新创的方略与战碑试图将武勋文化提升到帝国的层级，但不与康熙个人武功相联结。然而个人勋迹的表现乃明代以来战争图像的核心，不论是“太祖实录图“对努尔哈赤个人神武的塑造，还是康熙时仍盛行的官员和贵族战勋图，皆是如此。很可能正是因为战勋图像与个人武勋长期以来都是紧密关联，莫怪乎康熙未选择制作宫廷战勋图像，排除战争图像与个人武功的链接，而采用方略与战碑的新形式来提升帝国武勋的仪典层次。另一方面，相对于皇太极所建构的神武努尔哈赤，上一节所言宫廷大型图绘所形塑的康熙仁圣皇帝形象很不相同，不但不强调个人武功，反而更重视帝国仪典制度的建立。对比“太祖实录图“，《康熙南巡图》与《康熙六旬万寿图》不但不再描绘一连串的生涯事迹而改为仅画个别事件，选择的事件更只有自康熙《万寿盛典初集》、乾隆《南巡盛典》以来，一脉相承被称为“盛典“的帝王仪典。也就是说，不论从“文治“还是“武功“来看，康熙的圣主形象，都和其建立帝国仪典息息相关，这也是本章主标题以“圣“祖为名最重要的原因。如此固然凸显了帝王的至高位阶，但换个角度看，未与帝王仪典联系起来的皇帝事迹也不在康熙宫廷图绘计划之列，而这也是下一节乾隆在承袭康熙之余亦有新尝试之所在。

四 乾隆平定回疆前武勋表述的传承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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