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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仪式图只多出《乌什酋长献城降》，但从搭配战图的顺序来看，它不仅使《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比紫光阁战勋图更清楚地呈现战争进程，还具有关键的结构性作用。活计档中紫光阁战勋图的次序“伊犁人民投降、追取霍集占首级、黑水河打仗、阿尔楚尔打仗、献俘、郊劳、丰泽园筵宴“并不完全依照时间先后，“追取霍集占首级“理应晚于“黑水河打仗、阿尔楚尔打仗“。但从《国朝宫史》、《钦定日下旧闻考》与《国朝宫史续编》的记载，可以发现紫光阁战勋图更重视配合空间展示的成组效果，也就是东尽间东壁“平定伊犁图“与西尽间西壁“平定回部图“配对，阁上“正中绘平定西陲凯宴图，左壁绘西陲献馘图，右壁绘平定回部郊劳图“成套，楼上东尽间东壁“黑水河打仗“与西尽间西壁“阿尔楚尔打仗“成组，强调的并非时间的顺序，而是空间布置的组合关系。相反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则清晰地按照事件的发生时间安排十六幅的顺序，其中的六幅军事仪式图更标示了战争进程的结构。前三幅为战场上的仪式图，第一幅受降图位居平定准噶尔战争之首，第六幅献城降之图为平定回部战役的首幅，第十三幅纳款图则是平回之役的最后一幅；三者将十幅战图等分为“平准“与“平回“两部分，仿若里程碑般点出平定准回的战役进程。后三幅的凯旋典礼图，则描绘胜仗后乾隆于首都举行的献俘、郊劳与凯宴三种中央等级的军礼。凯旋典礼的主题虽沿用自紫光阁战勋图，但透过承接于以战地仪式和战场作仗标示出进程的十三幅之后，除了加强时间次序的彰显外，也更突出平定回疆之战从战场提升到帝国层次的效果。合而观之，相较于紫光阁战勋图依空间成组展示的排布，《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六幅仪式图标志了自平定准部到平定回部的战役历程，以及从战场到帝国的层级，就全套而言更具有提纲挈领的结构性作用。
换个角度来看，尽管《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仪式图对全套结构的作用突出，却也从紫光阁中自成一格的悬挂组合，转变为搭配战争进程的一环，因此必须考虑其在系列战勋图的定位。以首幅《平定伊犁受降》为例，此主题虽在紫光阁战勋图中即有，但原是作为“平定伊犁图“与“平定回部图“战场仪式的配对之一，固然与“献俘、郊劳、丰泽园筵宴“帝国军礼构成对照，但作为战役历程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对的，《平定伊犁受降》则不仅是平定准噶尔的第一幅，更是《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首幅，描绘部众望风归降的情景，形塑出清军乃前来安定准部的备德王师之形象。尽管伊犁在平回疆战役中意义重大，既是清军北西两路军队首先会师之处，也是准噶尔首领达瓦齐的据点，但是以此地受降作为《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首幅，无疑与明代以来如《平番得胜图》从固原发兵开始，乃至乾隆初期《初定金川出师奏凯图》以命师、御饯等出兵为始的系列战勋图很不相同。
简言之，乾隆战勋图中仪式图是逐步发展变化的。最初如第四章所述，随着平定回疆的进程，乾隆逐渐摒弃长卷战勋军礼图的成套格式，改以针对不同的仪典内容分别描绘，制作了《平定准噶尔图》卷、《紫光阁赐宴图》卷、《平定西域献俘礼图》等长卷，而再无命师与御饯之图。接下来紫光阁战勋图保留了战场与首都军仪，并再加上新的献俘与郊劳帝国军礼。而《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之后，清宫更进一步舍弃了单景描绘的战场仪式图。乾隆后续制作的《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平定台湾得胜图》、《平定安南得胜图》、《平定廓尔喀得胜图》不但未以战场仪式图为始，[15]也未将之穿插来结构各套战图，却是根本摒弃独立的战场仪式图，只留下最末三幅献俘、郊劳、筵宴，有时甚至仅保留最末筵宴的帝国军礼图。关于后续战图系列的发展，详见下章讨论。
之后系列得胜图铜版画中战场仪式图消失，仅保留最末筵宴的帝国军礼图，战图的比重更呈现大幅增加的趋势。如此战图取代仪式图为主导的倾向，从紫光阁战勋图到《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发展就已见端倪，而可见战图作为铜版画要角的核心地位。《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十幅战图虽然各有不同，但如同下文所述，其构图与叙事结构都有共通之处，故可以一并讨论之。以下便以十幅战图为中心，讨论其如何形塑出乾隆所要传达的武勋形象。
二 “摹写毕肖“的“西洋“技法再检视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采用了透视与阴影等西洋技法，使得前景双方的激战在广大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气势撼人，而与过去中国战图或采高视点而未能突显作战细节（如《平番图》），或仅有近距离冲杀而无辽阔远景（如《三省备边图记》）的表现十分不同。不过《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所见西洋技法及其造成的视觉效果，究竟是法国作坊的作用，还是来自乾隆对原稿的要求？
清宫对于欧洲铜版制作的要求非常明确，《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原稿运往法国制版时附带的上谕译文，就清楚表达了乾隆“照式刊刻“的期望，所附郎世宁的说明除了再次强调上谕的指示外，更交代“务必使其精巧悦目，技师务必详加削正，俾其明晰“。[16]虽然法国据以制作《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图稿未存，难以确认乾隆所要求的效果与成品的具体差别，但是李欣苇根据送法国前的乾隆三十年（1765）活计档案“传旨西洋人郎世宁等四人起得胜图稿十六张，着丁观鹏等五人用宣纸依照原稿着色画十六张“，参照可能依照同样稿本描绘的《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彩图（图5-18）和《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发现两者战图的表现十分接近，就算略有差别也不牵涉结构与视角，因而认为铜版画对原稿的更动应该有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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