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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以越来越大的兴趣注视伟大人物的晚年。因为这时他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和才干也达到顶点。耶稣虽则死得较早，但他在临死前也成熟了。拿破仑只是居在圣赫勒拿岛上时生命才达到了巅峰；歌德在晚年和浮士德一样有了真知灼见；而贝多芬则以他的第九交响乐达到了他的音乐创作高峰；伦勃朗和提香最后的作品成为人类神圣的财富。但是俾斯麦和克伦威尔、路德、梅特涅一样，随着年事日迈，每况愈下，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外交方面，他在担任首相的20年内，不愧是一名能手。1878年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柏林会议后，德国自维也纳会议以来，第一次处于欧洲的关键地位。这在柏林和普鲁士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与法国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而且自从俾斯麦在同一时间内和俄国、奥地利缔结全面条约以后，这些国家可能结成联盟，对付新德意志帝国这个一直到晚年还缠绕着他的噩梦终于消失了。

俾斯麦在19世纪20年代完成德国统一大业后的基本思想，主要出于对德国的地理位置的考虑。他认为，德国地处东西方交界，和邻国有漫长的边界，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能攻难守。唯有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才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危险。只有具备了当时北美处境的国家，才能以海军取代陆军。对俾斯麦来说，在海外占据地盘和拥有一支巨大的海军在当时看来是危险的。德国人在指导管理方面并无才能，英国也决不可能作出让步，听任一个军事大国在海军力量方面与英国并驾齐驱。和俄国以及奥地利结盟，与法国交好，不参与或少参与大陆以外的争夺，在俾斯麦看来这是对帝国安全最好的保证。出于这一原因，他最初不支持任何谋求殖民地的意图，后来他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卡尔·彼德斯、吕德利兹和维尔曼是当时开拓殖民地的先驱人物。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才不再抵制而采取稳重的殖民政策。

因而可以说，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在最初的20年内，并不具有帝国主义特性，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但是在国内事务上，俾斯麦却缺少对人民和时机的了解。他很后悔允诺人民有普遍选举权，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他希望通过制定三项帝国法律先发制人，对付社会主义者的宣传。他推行医疗、劳动保险和老年退休保险体制，强制工人参加这些保险，以保护工人不受雇主之害。这是最早进行的改革，以后经过不断修正，实际上各国都接受了这种方式。美国直到50年后，才接受这个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些时间，他制定紧急法，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阴谋为借口，查禁1300多家报刊，将900余名工人领袖放逐到国外，1500名工人领袖被投入监狱，给大量工人领袖家庭造成不幸，因而俾斯麦遭到广大群众的痛恨。他既是独裁者同时又是改革者，这是典型的德国人。他想将社会正义和暴力糅合在一起，他甚至诡辩说，在他统治的地方，采取这些措施，是基于道义的考虑。尽管他查禁了政党，整肃了舆论，防范了某种思想，可是他的这些做法，却为欧洲上百个正在变化的政府，甚至为他今天的后继人提供了模仿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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