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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苏军第48集团军的左翼[16]穿过普鲁士荷兰，抵达埃尔宾南面20公里处。卡尔·毛斯中将第7装甲师的一部就在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志愿参军，成为了一名飞行员，在1918年的一场坠机事故中负伤后，他结束了作为飞行员的职业生涯。1929年，毛斯成为一名合格的牙医，但五年后，他又重返军队，当上了一名步兵军官。在第20摩托化步兵师的一个步兵团里服役了一段时间后，他在第4装甲师担任装甲掷弹兵团团长，1944年初出任第7装甲师师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战争临近结束前，尽管其间三次暂时离开指挥岗位。率领师里的残部向西北方后撤时，毛斯没有掩饰他对把德国带入如此境地者的愤怒和鄙视，他的无线电报务员写道：

战争的这一阶段，师长表露出对“褐色政权“的无比痛恨，特别是对戈培尔和他的党羽。他完全不理会国社党官员提出的一切建议和看法。他经常告诉我们这些指挥车里的人员，上级部门是多么无能，而希特勒将“北方“集团军群留在库尔兰等死的用心又是多么险恶，这股力量的人员和武器本来可用于加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从而确保与西部的陆地连接。

对毛斯博士来说，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希姆莱接掌“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后，他奉命赶至迪绍(Dirschau)报到。沿途之上，男人和女人的尸体随处可见，有些人非常年轻，这些尸体吊在树丫上，胸前挂着一个标牌：“我拒绝为大德意志工作“或“我是个逃兵“等。从这一刻起，师长的计划和行为完全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将德国百姓从前进中的苏联红军手中解救出来，让他们渡过波罗的海向西逃生。[17]

第7装甲师的士兵们在后撤期间目睹了许多悲惨的场面：

拂晓的清晨伴随着一抹灰色的天空和刺骨的东风。细细的雪花吹过田野，拂过公路卷向我们，几乎看不见道路。位于道路左侧的是难民们的马拉大车，他们显然在这里待了一整夜。马匹的鼻孔、辔头和四肢挂着粗粗的冰柱。暴风雪中，它们低垂着头站在那里。难民队列中，马拉大车之间有一辆民用卡车，那是一辆烧木柴的汽车。我们的队伍在这里再度停下，我再次看见了可怕的一幕：卡车的后挡板已升起，车厢尾部，一堆堆难民的财物间蜷缩着两个人，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是两名妇女。左侧的一个忽然清醒过来，她抹掉肩上的积雪，这使我看得更加清楚。她的怀中抱着个死去的婴儿，已被冻成淡蓝色。在我看来，这位妇女伤心欲绝，双眼已哭得通红——她将冰冷的死婴搂在胸前，仿佛尽管他已死去，但还是要让他更暖和些似的。她这样做时，雪花从小小的包裹上落下，她晃了晃身子，将原先披在肩头的毛毯扯下，盖在死去的孩子身上。就在这时，通讯排的车辆移动了，我们的汽车继续向前驶去。那位母亲会怎样呢？今天的温度至少在零下20-25度，和以往一样，我脚上的毡靴冻得硬如石块。我的双眼一直盯着那个抱着婴儿的母亲，直到我们的车辆驶离。[18]

1月25日，埃尔宾造船厂两艘半完工的鱼雷艇将沿着一艘破冰船闯开的水道被拖至皮劳港。船只即将离开并准备捎上部分难民的消息传播开来，这给埃尔宾造成了更大的混乱。成千上万人涌至船厂，这里已遭到苏军的炮击。两艘鱼雷艇驶离时，带走了400名难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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