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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之所以能够取代原来流行的萨满教而成为回鹘国教，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迅速发展，而传入回鹘更早的佛教却不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促成了这一结果的产生。首先，它是回鹘社会发展演变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的建立，在意识形态上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神来集中汗国的政权，摩尼教和佛教比多神论的萨满教更适应于这一社会发展趋势；其次，是回鹘统治者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的结果，林悟殊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回鹘助唐平乱后，依靠粟特人发展商业经济，因而在宗教信仰上亦不得不受到信奉摩尼教的粟特人的左右。“[44]应该说，这个见解既新颖而又不无道理，对认识回鹘摩尼教传播的原因，厥功甚伟，但细审之，仍有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之处。因为粟特人不唯摩尼教是奉，佛教也是他们尊崇的主要宗教之一。[45]笔者以为，牟羽可汗不选择佛教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回鹘人草昧初开，对义理高深、体系庞大的佛教教理尚难以接受。相较而言，他们对摩尼教的接受就显得容易多了，尽管摩尼教同佛教一样有戒杀生、忌茹荤等多种与回鹘游牧生活格格不入的清规戒律。从历史记载看，北方草原民族不管是摩尼教徒还是佛教徒，其实对戒杀、忌茹荤之类戒律的遵守都不是很严格的（僧侣除外），此乃生存环境使然。易言之，尽管摩尼教和佛教都有成为回鹘国教的机会，但相对于佛教而言，摩尼教的义理比较简单，更能适应于回鹘游牧民简朴的文化氛围。以上三种因素的交合作用，使摩尼教成为回鹘的国教，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佛教在漠北回鹘中虽然也有过传播，但只是昙花一现，未能对回鹘社会造成实际影响。

大约自10世纪初开始，包括甘州回鹘在内的河西回鹘人，在当地久盛不衰的佛教文化影响下很快皈依了佛教。

《松漠纪闻》卷上对甘、凉、瓜、沙回鹘佛教状况的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

［河西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

其中的刲羊、饮酒并以血涂佛口等习俗，应为古代藏族苯教祭祀仪式的遗存。苯教在祭祀时常以动物为牺牲。《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载，在吐蕃每年一次的盟誓仪式上，要宰杀羊、狗和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在每三年一次的大祭祀活动中，要宰杀犬、马、牛、驴为祭品。唐长庆三年（822年），唐蕃于拉萨会盟，吐蕃方面的主持人钵阐布是佛教僧人，会盟根据传统习惯要歃血，即将所杀牲口的血抹在嘴上表示信守誓言，但钵阐布作为佛教僧人拒绝参加这个仪式。后来，西藏佛教在祭祀形式上虽还受苯教影响，但已不再屠杀活的牲口，而是用牛、羊的模型或者用酥油捏一些供品，或者用木头刻一个鹿头等，来代替杀牲献祭。可见，当时回鹘人在改崇佛教的同时，吐蕃苯教的一些宗教仪式也为回鹘人所接受。

甘州回鹘佛教的流行，在完成于940年之前的大食人米撒尔之游记中曾有如下记载：

该城有一所很大的祈祷之寺庙，这里有重要的行政机构，有完整的法律。据说，他们的祈祷寺比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还要大，里面有供像、肖像、偶像和一尊很大的［弥］陀像。他们不屠宰［动物］，什么肉也不吃，屠宰一头牲畜者斩。[46]

当地僧侣不食动物肉，这与中原地区佛教戒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大般涅槃经》卷四《如来性品》第四之一即云：“不听声闻弟子食肉。“[47]及至梁武帝，以皇帝的权威，下令在全国僧尼信众中实行素食制度。他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以宣扬他的素食主张。他宣扬只有素食，才能“远离地狱“，得好果报。强令僧尼们一律遵守，否则“当依王法治问“。[48]回鹘佛教本身就是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49]但是，就“屠宰一头牲畜者斩“这一规定来说，似乎有点过头了。回鹘本为游牧民族，在入居河西走廊后，农业经济尽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游牧半游牧经济仍在社会生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宰杀牲畜应是常见现象，当不至于会有如此的峻法，即使仅仅针对僧侣也让人难以置信。应作何解释，尚有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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