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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屡兴力役，征敛无度，自大业七年末筹备征辽，战士馈运，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于是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关中疠疫，炎旱伤稼“，又同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四十余郡，重以辽东覆败，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均《隋书》二四）处此情形，正如《通鉴》所谓“安居则不胜冻馁，……剽掠则犹得延生。“司马德戡对炀帝云：“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即表示隋亡之必然性。陈寅恪论隋末起义，强调山东豪杰之作用，使人感觉到农民缺乏抵抗压迫之自觉能力，殊非的论。

对于隋所以亡，其观察错误且较为突出者有《唐代经济史》；彼言：“只是隋之输籍，引起豪族之不满，而隋以亡，唐之成功，豪族的拥护，颇有一部分力量。为酬庸，为避免隋之错误，自然不敢得罪豪族。故唐初定制，豪族应得的田地，比较的多一点，……他们的部曲、客女，也不像前代一样，须输赋税。“（一六页）所云唐之兴部分靠豪族拥护，故对豪族比较优待，纯属毫无佐证之臆测。唐制，授田比较紧缩，亦非不敢开罪豪族（均见下《唐史》），隋令未受地者皆不课，（《隋书》二四）唐之免部曲、客女，想不外承袭前朝。私家剥削，比官赋尤重，历代皆然，输籍之法，初无大损于亡隋主力之农民，如谓亡隋由豪族，则略观下节之表，便知其语出无根矣。

第十九节 义 师 蜂 起

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无待再论。然“内忧外患“与革命相影响者尚有二事：其一为杨玄感之变，已见前十七节，其二为雁门之围。初，东突厥启民汗卒，子咄吉世立，曰始毕可汗，表请尚义成公主，诏从其俗，部众渐盛，裴矩献策，欲分其势，又诱杀始毕谋臣史蜀胡悉，始毕憾之，大业十一年八月，乘帝北巡，围帝于雁门，官军频战不利。帝惶惧，欲溃围，群臣谏止，乃征诸郡率兵赴难，并遣使驰告义成公主，几及一月，突厥始解围去，然其声势益张。玄感父素，本帝之死党，启民事隋亦极恭顺，经此两役，隋之声威于是一落千丈，帝复撤废总管（见前三节），地方军务须秉承中央意旨，远水不济近火，“郡县微弱，陷没相继“，（《隋书》七一《杨善会传》）不为无因。

《新唐书》一著录之隋末群雄，计四十八人，然合诸《隋书》及其他记载，实不止此，惜其归并降灭，多不可知。兹就炀帝被弑之前见于史册者，略依起事年份及地域，次为简表如后：

一、京畿及关西

二、山东西及河南（古之山东，即今之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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