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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论隋唐对付突厥云：‘总之，中国始终用其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之政策，是为妨碍突厥建设一持久帝国之要因。设无此种反间政策，突厥之国势，不难推想得之，数百年后蒙古之得势，可以例也；’（《西突厥史料》一五五页）我国人亦或为推波助澜之论，……笔者早已辟之。（《辅仁学志》六卷）试观他钵可汗，……实始终用分离操纵之策，故沙畹书下文亦不能不作：‘最初诸突厥可汗曾利用北方诸朝之相争而于中取利’、‘然突厥实利于中国之分立’（同前引一八七页）各种持平之论。隋之对付突厥，无非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发端不自我也。厥后启民南奔，隋文特筑大利、金河、定襄三城安置（即绥远之清水河、和林格尔等地），苟利其土地，何为分茅以封之?启民子颉利乘唐社未定，领兵百十万，两逼长安，先既引狼入室，自必须亟清肘腋，故曰颉利之擒，唐为自卫而战也。然曾不十载，复树阿史那思摩为可汗，思摩自无能，弃众南逃，唐何尝妨碍突厥之建设?比铁勒九姓尊太宗为天可汗，唐仍署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实际与独立无殊。倘以突厥不能如蒙古得势为唐咎，则须知玄宗一世，并未向突厥用兵，而毗伽可汗甫亡，国随陨灭，彼内部不固，是以速致分崩，试取突厥文暾欲谷（Tonjukuk）等三碑观之，情势便见，彼之不克持久，于隋、唐无尤也。“
突厥文《阙特勤（Kül-tgin）碑》有云：“因诸匐与民众间缺乏融和，因唐人狡狯及其阴谋，又因兄弟间受怂恿而相争，使诸匐与民众水火，遂令突厥民众之旧国瓦解，合法之可汗沦亡。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为唐婢，突厥之匐，弃其突厥名称而承用唐官之衔名，服从唐帝，臣事之者五十年，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远达莫离可汗所，西征达铁门，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帝出力而已。“突厥内附时代唐用兵未尝至铁门，但唐代武功彪炳之一要素，实因能集合各族人材，置于旗下，此则彰彰可见者。
第三节 太宗平服西域
西突厥之领地，略见前《隋史》六节，在汉以来所谓“西域“之内，强盛时往往与我争霸而扼我之吭，故首叙西突厥。
（一）西突厥
西突厥自处罗归隋，后来别有统（Tona）叶护继起，勇而有谋，并铁勒，下波斯，控弦数十万，徙庭于千泉，遂霸西域。武德五年，遣使来请昏，时颉利势方张，高祖采远交近攻之策，许之，遇西方路梗而未果。贞观初，统叶护卒，国内大乱，分裂为两部。约贞观十三年顷，其部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均室点密五世孙）先后来归。及唐师伐高昌（见下文），有阿史那贺鲁者屯兵可汗浮图城，惧而来降。因以其地为庭州。
（二）天山南路三国：
甲、高昌 即汉之车师（又作姑师），东汉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吕光及沮渠蒙逊皆因之。魏太武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平真君中（约四四二以后），爽为沮渠无讳（蒙逊子）所袭夺。无讳死，弟安周代立，文成和平元年（四六〇），又被茹茹所并。茹茹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自此始。孝文太和五年（四八一），高车王逐杀阚氏之后人，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国人杀之，改立马儒。二十一年（四九七），马儒请于魏，举国内徙，群情不愿，相与杀儒而推其长史嘉主国政。嘉，金城榆中人也，其后亦尝表求内徙，魏廷却之（《北史》九七）。文泰，贞观四年（六三〇）曾来朝，然与西突厥通，西域使来中国者稍被阻绝。伊吾尝臣西突厥，至是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又合兵破焉耆五城，虏其人，焉耆诉诸唐，屡责不改。贞观十三年，命侯君集等讨之，翌年（六五四），文泰忧惧而卒，子智盛（后赐名智勇）出降。于其地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
高昌，今吐鲁番一带，在西域诸国中，汉化最为深入。近年考古发掘，得氏朝墓砖百余，（黄文弼编《高昌专集》）其传世年号等乃渐可详考，兹据罗振玉《增订高昌氏年表》，撮录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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