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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与元载书》又言：“河汴有初（？淤），不修则毁，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后，远水自然安流。……顷因寇难，总不淘挖，泽减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行舟“，此宗费用，又在运脚之外。

砥柱不便，汉人已知之，武帝时张汤言，穿襃斜道，襃水通沔，斜水通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史记·河渠书》）此言论上之主张改道也。禄山之反，乘舆西幸，扶风太守薛景仙令江淮贡献，皆自襄阳取上津（今郧西）路抵扶风，（《通鉴》二一八）第五琦又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泝江、汉而上，至洋州（今洋县），转陆运扶风。建中三年，李希烈阻兵江淮，东南运输皆不敢由汴渠而改循蔡河。已而德宗西幸，又令包佶自督江淮赋，泝江经蕲口而上。（《通鉴》二二九，并参《旧书》一二三《王绍传》及《白居易集》）此事实上之运路变通也。抑京师之米亦不定要取自江淮，刘晏《与元载书》，“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又贞元元年十一月，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见运到襄州米十五万石，设法搬赴上都，（《宣公集》二）米源既异，运路自可随而变更。

第十二节 唐 之 中 衰

全氏书又谓高宗长期幸洛，因而维持国威于不坠，如从整个局势来观察，其说亦不能成立。

太宗尝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鉴》一九八）高丽白崖城之役，阿史那思摩中弩，亲为吮血，契苾何力疮重，自为傅药，（同上一九七—一九八）太宗一生无狭隘民族之褊见，不徒发诸言论，兼能躬自实践，故征讨四方，常获得异族之效力。继体者，高宗昏庸，武后阴鸷，尤其武后诛锄异己，勇悍之士，栗栗自危（汉人如王方翼之流徙，程务挺之被杀，外族如泉献诚、阿史那元庆，均为来俊臣所构陷），老将凋零，新进又暗于兵事，故在内则有突厥之脱离复立，在外则有吐蕃、契丹之侵略鸮张。

（一）突厥 自贞观初（六三〇）降附，垂五十载，至仪凤四年（六七九），阿史那泥熟匐自立为可汗，同时二十四州首领并叛，唐兵往讨者初虽小胜，然旋蹶旋起。永淳元年（六八二），阿史那骨笃（咄）禄收集亡散，势益猖狂，此后（不知确年）遂徙回漠北。武后荒淫，屡用白马寺僧薛怀义统兵以抗突厥，其毫无战绩，不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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