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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法，最隆重者曰制科，名目繁多，随时不同。肇于贞观[6]，称制科及第者著于显庆[7]，犹清代“博学鸿词“、“经济特科“之类；已中进士，亦应制科，且有一应、再应者[8]。入选之人，每次不过三数名，又非岁岁举行，对仕途无如何影响。

此外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项；秀才科最高，贞观后因事废绝[9]。明法、书、算三项比较专门，正如《通典》一五称：“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今更进一步推阐开元后进士科得势之必然性。

据《通典》一四，隋炀帝始设进士科[10]，只试策问，与明经科相同。高宗调露二年，刘思立奏二科并加帖经，进士又加试杂文（即诗赋），中间或暂有更张，但不久即恢复旧制，（参《通典》一五及《会要》七六）此为唐代考试进士之常式。由是，可见进士于诗、赋之外，亦兼“经术[11]“。至于两科考试，依《六典》所举，都经过三关，现作比较表如下：

两项比观，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明经初试之及格标准，比进士增一条。进士三试策问，比明经增两道，所差亦有限。最殊异者在二试；明经只口问经之大义，进士乃写诗、赋各一篇，吾人对此，首应讨论者两科所习，是否可以“旧学“、“新学“为分野[12]？考诗体溯源于三百篇，赋体两汉极盛，初唐诗格仍上继齐梁（元好问《论诗》，“风流初不废齐梁“）。乌得谓之“新学“？永隆二年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开元廿五年敕：“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均《会要》七五）应明经试者之空疏敷衍，活画现形。又开元十六年杨玚奏：“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天宝十一载敕：“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出者也之乎颇相类似之处下帖，“（同上《会要》）考试主司之无聊作风，有同儿戏，究其极则如唐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南部新书》乙）流弊如此，安得称曰经术？更安得谓由门族之异而所习各殊？

原夫材质、生活，彼此不齐，事务执行，难易有别，国家取士，理应兼顾各方，不能专悬一最高目标，亦不能偏用一特低格式，职是之故，考试方法本来相同之明经、进士两科，遂逐渐发生歧异。然而某种方法施用于某科，只属定制时偶然之性，及其施行稍久，进士优胜、明经落后之趋势，乃得形成。换言之，中唐以后进士科之重用，始属于必然性，其理由如下：

1.明经“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会要》七五）不负责任之主司，便不难徇情作弊。进士诗、赋限韵，要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而且进士及第人之文策，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防弊之术亦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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