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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西侵，与希腊东侵相类，彼等带去之唯一礼品，只是破坏中亚最繁盛之城市，经过惨酷战争后，或阅数百年而不能复建，其灾害至可惊。论到蒙古当日的文化，总比其敌人为低，后来引生东西文化之交流，不过偶然的副产品，初非侵略者之始念与预料所及。抑从唐代前半叶历史观之，文化交流，并不需以战争为主要导体，吾人论史，遇着两项问题相纠缠的时候，就应比较其影响之大小以行取舍；蒙古西征者既只以侵略为目的，试抓着此点，便可以断然决然地列作侵略性战争。

依此来推论，吾人对于隋炀之征高丽，便不难得到合理的批判。首先是，隋炀师出无名，无非好大喜功的思想在作怪。其次，隋末农民大革命，无疑以三征高丽为重要原因；考自隋文统一以后，我国经济文化之发展，正表现着逐渐上升，而经过此一回变乱，人口却剧烈下降，大业五年（六〇九）有口四千六百余万，（《隋书》二九）直至神龙元年（七〇五），仍不过三千七百余万，其如何阻碍社会生产之发展，不言而喻。此一战役断应列为侵略性战争，若求其文化交流之作用，则直微末不足道矣。

赵俪生、高昭两家又提出三次征辽客观必然的原因：（1）防御外侵。（2）高丽“不仅具备入侵中国的可能，它还较之突厥更多地具备着于占领之后统治中国的可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七一—七二页）按外侵之威胁，大业时远不如开皇之紧张，而且开皇十七年高丽入犯，隋文虽出师抵御，旋即罢兵，以后再无举动，为何单独大业时代有此必然性存在?其次，突厥强盛时高丽常与结好及聘使往来，此由突厥文阙特勤碑可以见之，如果据高丽使臣在启民处，便说他们俩要连结起来合以谋隋，未免流于杯弓蛇影矣。

102.《隋书》二九作“户三百三万“，《通典》作“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比《周书》少差二十七万。

103.《通典》七作大业二年，疑有误。户尾数又作三十六，依其细数相加，“三“字不误。

104.依北齐、大业之户数与口数比例，每户平均五至六口，相当合理，大象则仅得二口半，正显出军士除去县籍之结果。

105.奚风称赞隋文能改革法制，（一九五五年《历史教学》三期）似未联系实际。

106.见《通典》七，亦即前文所引《隋书》二四之析籍。

107.高鸡泊属唐漳南县（今恩县西北六十里），据《元和志》一六，是永济渠及漳水所经之地。《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以为“当公元七世纪的初期，还是黄河入海的故道“（一三八页），大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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