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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航术则南海远航，只有利用信风（大食语mausim犹云有恒之物质，转为英语之monsoon），唐人书虽未说及，然由宋代作品可以见之。故自我国往返大食，总经二年；如计其实在航程，遇顺风时每程约需九十至一百日。

唐时之海舶，概为帆船，因其国别而有种种称谓，如波斯舶、崑舶、婆罗门舶、师子国舶、古逻舶，是也。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虽数千里亦能归。（《国史补》下）大者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玄应《一切经音义》一）广州江中寄碇外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深六七丈。（《唐大和上东征传》）其制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岭表录异》）[236]。

内河航运，唐人亦有所发明，如德宗时曹王皋创造两轮战舰，以足力踏进，（《旧书》一三一）是其一端，宋杨么在洞庭湖用四轮激水，船行如飞，当本于此。

乙、对外之重要海道

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新书》四三下）书已失传，惟《新书》尚撮记其最要之七道[237]，本篇仅拣其海道二段论之。

1.南海通路

自东晋至六朝，经南海来往之名僧，如昙摩耶舍（罽宾人）以隆安中达广州，求那跋摩、（罽宾人）经师子国至阇婆，元嘉元年乘商人竺难提舶到广州，昙无竭（幽州黄龙人）宋时于南天竺随舶回广州，又求那跋陀罗以元嘉十二年随舶至广州，（《高僧传》一及三）寻其行踪，相信南海交通，已有直航、转航之区别。沿至初唐，则所得资料，更为明晰，如：

新罗僧二人 发自长安，远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东岸之巴林冯‘Palembang’）国西之婆鲁师（Baros，在苏门答腊）。

常愍 遂至海滨，附舶南征，往诃陵国（当即今之爪哇），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当与近世之“巫来由“语原相同）。

义朗等 既至乌雷（县属陆州，在合浦西三百里），同附商舶，越舸扶南，缀缆郎迦戍，附舶向师子州。

会宁 麟德年中杖锡南海，泛舶至诃陵洲。

明远 振锡南游，届于交趾，鼓舶鲸波，到诃陵国，次至师子洲。

彼岸及智岸 由天竺回，泛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将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

昙润 达于交趾，附舶南上，至诃陵之北渤盆国。

道琳 鼓舶南溟，越铜柱而届郎迦，历诃陵而经裸国，经乎数载，到东印度之耽摩立底（Tāmralipti）国（在Hooghly河口，今名Tamluk，古印度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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