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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锡是蒙古人，本来出身地位不高，后来受康熙皇帝之命，探访黄河源头的地理民风，成为清廷内部的青藏地区问题专家，备受重用，雍正初年官至都统。年羹尧用兵青海期间，拉锡是雍正帝身边的核心军事顾问之一。在雍正帝给年羹尧的朱批中，拉锡这个名字，多次和怡亲王允祥、国舅隆科多并列出现。对此，年羹尧极为不满，他甚至公然向雍正帝提出，不要将自己汇报的军事机密透露给拉锡这个曾经造访过青海各部的蒙古人，万一他是罗卜藏丹津的间谍呢？照理说，年羹尧的这个要求实在有些无礼，皇帝就算再信任前线将领，也不妨碍他和自己的军事顾问讨论战事。作为将领，如果连这个也要干涉，甚至无端质疑一个中央高级官员是敌方间谍，未免太过僭越，且是对皇帝本人的不信任。奈何战事期间，雍正帝对这位“恩人“百依百顺，连这样不合情理的要求也欣然采纳，并让年羹尧放心：其实你告诉我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告诉拉锡！如胶似漆时如此，等一翻脸，以雍正帝的惯常做法，自然第一时间就将年羹尧的这些言论向拉锡和盘托出以离间之。此次又命拉锡出任逮捕特使，想其定能不辱使命了。

书归正传。拉锡等人在杭州将军衙门向年羹尧宣读收押他的旨意后，即将年羹尧锁拿并带至其在杭州的住所，连夜抄没家产，逮捕其妻妾子女家奴等人。据拉锡后来的奏折中说，年羹尧在抄家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强硬，呵斥自己的儿子们：“有什么好怕的？“抄家结束后不但吃嘛嘛香，还与看守官兵谈笑风生，并在拉锡向他询问是否有往来书信时大大咧咧地说：“谁还没有一点私事，书信我都烧了！“拉锡在奏折中评价他是“似蒙冤愤愤、自充好汉““如强盗、光棍拿赴市曹高歌之人“。拉锡与年羹尧本有宿怨，奏折里添油加醋，将年羹尧形容得十分傲慢，以激皇帝之怒的可能性有之；但就年羹尧本身的脾气禀性，面对他一贯看不上的拉锡的羞辱，强顶一口英雄气，虎死不倒威，也在情理之中。

十一月初五日，年羹尧及其家属被解送到京，关入刑部大牢，“倒年“进入最后阶段。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年羹尧及其军政集团对于政权的威胁，已经彻底消失了。接下来的问题是雍正皇帝究竟要将年羹尧如何开销。是议功议贵，吓唬一通让他告老致仕？还是流放边陲、老死囹圄？抑或真的痛下杀手，让他在四十多岁就蛋白质形式消失？

清代法司给犯罪官员拟罪向来有这样的规律：对于中低级官员的一般职务犯罪，比如经济问题、渎职舞弊，等等，能轻判绝不重判。所谓官官相护，给自己留有余地是也。而对于高级官员，特别是权贵重臣所犯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震动天听的罪行，则要从重定拟，越重越好，绝不嫌重。一来省得皇帝怀疑法司对其党同回护；二来就算皇帝有心从宽，也要“恩自上出“，由皇帝特旨从宽。如果法司拟罪本宽，那恩来无由，皇帝就做不成人情了。

年羹尧一案，当然属于后者。整个十一月内，各地文武大臣的题本陆续送到北京，结果当然是众口一词、同声一气：“疏参年羹尧欺妄贪残、大逆不道，请亟正典刑。“皇帝对所有的题本均不置可否，只批以“该部知道“四个字。刑部大小官吏开足马力，通宵赶稿，终于不负众望，给年羹尧安排了九十二款大罪，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全体通过，提交到雍正皇帝面前。

正在刑部上下案积如丘、加班加点的时候，一个敏感的小插曲出现了。礼部突然接到上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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