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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废除“共治国政“
从努尔哈赤起兵时起，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如何处理好汗与诸贵族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努尔哈赤是在武力征服过程中逐渐铸造自己的权力的，剪除舒尔哈齐势力后，比较顺利地克服了“两头政长“的障碍，实现了对权力的垄断。建国后，他身为家族长老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即将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权力与新型的、建立在等级关系上的权力熔接在一起，保证了统治地位的坚稳。然而一俟其子皇太极即位，汗的地位却陡然变化，家族内部犬牙相错的权力关系比较努尔哈赤创业时代更为扑朔迷离。如果说努尔哈赤当年面对的只是年龄、资望、经验、实力均逊色于自己的舒尔哈齐一人的话，与皇太极汗权相颉颃的兄弟则有三人，而且又都年长于己。“多头政治“重新显现出它的阴影，形势更为严峻。皇太极以八王之一的身份承袭汗统，他首先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其他诸王，主要是三兄长的所谓“三尊佛“的关系。这成为他能否主宰皇室家族，并重新高扬汗权的一块试金石。
皇太极以四大和硕贝勒之一的身份继承汗位，关于他得位的由来，后世始终有推举和夺立两说。《清太宗实录》卷一记诸贝勒推举皇太极为新汗，皇太极推辞时即有“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的话。即位后第一件事是与诸贝勒誓祝天地，在自誓文中又有“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为重，推我为君“之句。同书卷四八崇德四年（1639）八月辛亥，皇太极论傅尔丹罪证时提到：“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清太宗实录》曾屡经他的后世继位者改纂，凡载录满洲风习制度有悖于汉俗者，删削几尽，惟推举选汗的史事却基本保存完好。推举新汗，是太祖生前所订，也是满洲先世的传统。皇太极说过：“自古以来，有力强而为君者，有幼冲而为君者，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1]显而易见，他将自己列入“为众所拥戴而为君“的一类，而以往史家或基于汉人的政治传统，以此为不解之谜。
不管在推举新汗的背后掩盖着多少利害冲突与政治交易，皇太极即位毕竟是推举的结果。但作为被推举的新汗，他在处理与诸贝勒关系时，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必须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不得因兄弟子侄微有过失就削夺父汗所予户口，等等。[2]
太祖生前虽以四大贝勒按月分值、治理国政，但“予夺厚薄之权，实操于一己“，大贝勒们轮流执政只是辅弼父汗。而皇太极对三大贝勒“不遽以臣礼待之“，却是时势所使然。《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一，“满洲国旧制：凡朝会行礼时，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三贝勒，以兄行受敬，命列坐汗左右，无论何处，均令与汗列坐，不令下坐“。新汗在四大贝勒中原先位次居末，此时与三兄长共坐议事，遇到年节，甚至要向兄长行三跪九叩的大礼。[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政治地位的软弱。天聪元年颁布的禁止擅杀牲畜令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并不是允许举报的奴仆、属民可以断离原主，而是将“汗“与“诸王“一同列为首告纠举的对象。[4]这就是说，诸贝勒既不准擅杀牲畜，新汗也无超越此限制的特权。显而易见，法令是将汗与贝勒置于近乎同等地位对待的，而新汗地位之软弱，由此又可见一斑。处境尴尬，难免令皇太极产生如履薄冰之感。
“八家分治“的格局还钳制了汗在军事活动中正常发挥领导职能。在军事活动中，由于八旗出兵向例不设统帅，军政大计只能由出兵诸贝勒集议而定。天聪元年出兵朝鲜时，大贝勒阿敏执意要入居朝鲜王京，济尔哈朗、岳讬等贝勒则主张与朝鲜国王立刻定盟退兵。会议结果，七旗所议皆同，独阿敏一旗固执己见，议久不决。最后岳讬要挟阿敏：“你若要去，只管去吧!我要率我的两红旗退回去。如果两红旗回去，两黄旗、两白旗恐怕也要跟我回去了。“阿敏慑于一旗势单力薄，难以深入，被迫退归。[5]说明出兵诸贝勒各自为政，实为公认的法则。在这种局面下，军权涣散以至贻误战机都是不可避免的。
再者，出兵诸贝勒只关心本旗利益，调兵时自然锱铢必较。天聪五年围攻大凌河城之际，皇太极责备莽古尔泰所部军兵“凡有差遣，每至违误“。莽古尔泰不服，反称所部“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两人针锋相对，言辞俱烈。最后，莽古尔泰竟拔刀相向，酿成所谓“御前露刃“的轩然大波。[6]
由于各旗之间泾渭分明，危急关头甚至见死不救。天聪四年，明军欲收复永平等四城。兵抵滦州城后，连攻三昼夜，城池已危在旦夕。大贝勒阿敏以守城兵无本旗之人，依旧安坐永平不发兵往援。结果四城尽失，伤亡惨重。皇太极在追究阿敏罪责时训斥道：“如果是他的镶蓝旗，就算是战得血肉之躯，堆得像城一般，也一定会去救援。“[7]这段话惟妙惟肖地刻画出阿敏只图保存自家实力、置他旗兵丁生死于脑后的卑劣心态。永平四城孤悬千里之外，又处在明朝大军势在必得的兵锋之下，阿敏即便往援，四城恐怕也难以获全。但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战役失败造成的严重损失，而在于它使长期积蕴在八旗体制中的痼疾彻底暴露出来。事隔不久，贝勒萨哈廉在一次对策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国虽一，而旗则分“，“势难统御“。他还将明朝情形拿来对比，认为明军兵将虽怯于战斗，却能做到防御稳固，是由于指挥官“得便宜从事“。[8]也就是有集中统一的军权，无他人掣肘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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