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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贺之礼——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元，接连制定元旦、万寿节朝贺礼，元旦朝见国君福晋朝见礼，亲王、郡王生辰及元旦叩贺诸礼，名目多采自《大明会典》，惟仪节尚属简约。朝贺礼的基本原则，在于标定贵族集团的内部等级。元旦、万寿节朝贺礼，由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公及大臣等向帝行三跪九叩礼。[37]亲王、郡王生辰及元旦叩贺礼，是亲王，由各旗官员自固山额真以下牛录额真以上，皆齐集，行二跪六叩礼；是郡王，由所属官员齐集，行二跪六叩礼；多罗贝勒生辰及元旦节，由所属官员齐集，行一跪三叩礼。[38]崇德元年之和硕亲王即先前的旗主（和硕贝勒），故一旗官员俱需往叩，而郡王却无之。这说明，皇太极在树立帝制时，于诸王各臣所属，仍立法保障之。凡亲王及近亲子弟之有郡王、贝勒封爵者，其臣属必须于生辰、元旦往诣庆贺，“倘无事在家不来叩拜者，罪之“。[39]王、贝勒对属人的这种特权，深深嵌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中，是属人对领主保持强韧人身依附关系的体现。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婚丧之礼——满洲人婚丧风习，初甚朴拙，而后，随着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奠定的礼法基础，制定出一系列繁文缛节的仪制。法令对婚姻的等级，以及各等级女子聘礼嫁奁的多寡丰俭皆有明文。天聪九年定例，不但区分了宗室贵族内部等级，而且通过关于聘礼的规定，突出了宗室贵族与大臣身份地位的差异：汗、大贝勒与大臣结亲（即娶大臣家女），赐亲家夫妻衣服各一，备雕鞍马各一，大臣若与汗结亲（即娶汗女）须纳聘礼备雕鞍马二十，盔甲二十；和硕贝勒、议政诸贝勒与大臣结亲，给亲家衣服一，备雕鞍马一，而大臣若与之结亲，须纳聘礼备雕鞍马十，盔甲十；入八分诸贝勒与大臣结亲，给备雕鞍马一，而大臣若与之结亲，须纳聘礼备雕鞍马五，盔甲五。[40]崇德元年，依据宗室封爵不同品级，对聘礼的内容作了更为详明的规定。
婚嫁聘礼以鞍马盔甲为主，还遗留着先时满洲男子因武勇而得妻的余绪。除此之外，对婚筵的质量、数量也加以限制：亲王婚筵，宰牲59头，席60桌，酒50瓶；定亲筵，宰牲49头，席50桌，酒50瓶。以下郡王、贝勒、贝子、超品一等公、三等公、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什长领催等依品级递减。同样是婚筵，庶民只准用羊2只，酒5瓶。[41]这与贵族的铺张奢侈，又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
满洲旧俗人死火葬，生前服用之物付之一炬，与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的“烧饭“之俗似相契合。开国后，贵族积聚财富，生前穷奢极欲，死时焚化大量衣服褚帛。皇太极于天聪二年下令国中：“我国风俗，殉葬燔化之物过多，徒为糜费“，予以禁止，[42]恰恰说明当时贵族中间奢风日炽。后皇太极向诸贝勒询问治国之道时，贝勒萨哈廉建言：欲使国家丰裕，应当严察祭祷之糜费，禁止九衣七帽之奢华。[43]实际上贵族奢费又何止九衣七帽？天聪八年丧祭焚衣例规定：自贝勒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凡有死丧者，只许焚冬衣、春秋衣、夏衣各三袭，庶人各一袭，违制者俱坐以应得之罪。焚物的数量，是按照死者生前的身份规定的，焚衣数多，身份就高贵，庶民自然最少。这种做法反映了汉人的影响。汉人社会提倡慎终追远，生叫敬养，死叫敬亲，但祭祀被打上等级制度的烙印，即所谓“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贵族不但所祭者远，祭祀也特别隆重，历代历朝均制定了丧葬的繁文缛节。满洲统治者则以《大明会典》为蓝本，于天聪六年制定了诸贝勒大臣丧葬例。崇德元年，将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章京、辅国章京的祭葬仪制逐一排列，成为完备的制度。[44]
丧仪制度同样要体现属人对贵族领主的人身依附。雅逊为努尔哈赤私属，努尔哈赤死时，他声称往祭后又食言不去，被视作蔑法无道。[45]大贝勒莽古尔泰死时，除汗、诸贝勒、福晋、同姓宗室摘去帽缨外，本旗大臣以下，亦命摘缨，妇女皆穿孝。满洲礼服，帽顶以红缨为饰，遇丧事将红缨摘去，是表示服丧之意。莽古尔泰死，汗、贝勒、宗室摘缨，是基于同族血缘的认同，而本旗臣属摘缨，妇人穿孝，却是慑于领主关系的羁束。崇德元年定：宗室贵族死，“其家下人，过周年，方许戴帽缨子“。[46]为其领主服丧竟长达一年之久。明明是领主属人的关系，却被罩上一层家族血缘的色彩，领主的地位因此更为稳固。
宗室贵族对属人的特权还渗透到财产关系、婚姻关系等方面，均用立法手段固定下来。在财产关系上，规定旗人分家析产，“务禀本固山王、贝勒“；在婚姻关系上，规定八旗大小官员及贝勒私属的女子出嫁时，必须经礼部呈报各王、贝勒、贝子，同意后方可适人，若私自出嫁则要论罪。[47]直到入关以后，这仍是满人社会关系的一个特点，约至清世宗时代（1723—1735），始废除之。
服色仪仗——天命年间，颁定了补服之制，令贵族官员遵守，但官民衣着混同，贵贱依旧难辨。以至于“平人有钱得戴贝勒大人之帽，得穿贝勒大人之衣，洋洋得意街头横行“。[48]有鉴于此，皇太极于天聪六年布令国内禁冠服僭越，复于翌年重申官民冠服遵制划一。内容要点：依照本族传统，制定入朝官服之制，凡朝期俱用披领，平居只用袍；黄缎、杏黄缎、五爪龙服，黑狐大帽非汗赐不准擅用；衣服质地也有讲究。[49]以服色标帜衣着者身份，为历代王朝相沿，这种限制虽因历代所尚颜色不同而有异，旨趣则一。明制：士庶服色，不许用黄，为御用之色，清朝沿而用之，惟宗室俱系黄带，为前代所无。满人对皮毛最有讲究，服用亦讲分寸，故王公贵族以下禁用黑狐皮。这些均成为清朝定制。衣服而外，冠带均有等第，不准随意穿用。崇德元年，陆续制定宗室王公与福晋顶带品级，诸臣顶带品级，帽顶成为贵族、官员的专用，按不同质地区别身份。并重申禁止僭用五爪龙、凤凰、黄缎，已经制成的，俱令拆毁，以显示皇帝和宗室贵族的凛凛神威。妇女地位及服饰均取决于丈夫的品秩，使那些富而无政治地位的平民妇女咨叹徘徊于珠光宝气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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